黄牛收取的每人数万元借读费、上万元“买学籍钱”，在完全缺少监督、由潜规则说了算的灰色链条里，都流向了哪里？有没有大小权力者的腐败交易，由此滋生？

　　安徽六安毛坦厂中学，是近几年在中国所有关心高考的学生、家长和教育界人士中间声名鹊起、声动大江南北的“高考圣地”之一。送考之日，场面震撼;发榜之时，学校高调宣扬，一本上线的考生已突破万人大关;人人感慨，当地的考生产业多么红火。然而，似乎很少有人盘点，这所小镇中学那一届动辄上万名的学生都从哪里来，是哪些因素，让它而不是别的名校，成为一所“超级中学”和“亚洲最大高考工厂”?

　　媒体的调查，让我们得知了超大的借读群体和完整的借读经济产业链条尽头，高中生学籍买卖的真相。这真相，虽然端不上台面，但在毛坦厂当地早已家喻户晓。按记者所说，见到有家长和学生到来，就会有黄牛上前主动兜揽生意，办成一个借读生会根据中考分数高低明码标价，而且俨然有了大体相近的价格行情。

　　如果将高考与教育当成一门产业或是生意来看，毛坦厂模式显然是极大的成功:一家“高考工厂”拿出了市场需求的品牌产品，便开始大规模扩大生产，收取高额利润;周边中学靠出卖学籍、提供借读生源，一样赚钱;小镇居民也可以当黄牛，向借读生家长收取中介费。如果知情人所说属实，光是由毛坦厂中学“翻牌”出的民办金安中学，一届招生中通过黄牛“买”进借读生收入就可能有9000万元之多，大约可以管窥这一独门生意规模有多大。

　　然而教育毕竟不该是产业，做大一门好“生意”的前提，是合法。从教育部到安徽省都已明令禁止，严禁各地公办普通高中超出核定计划、违反规定跨区域、以民办学校名义招生，严禁高中阶段学校招收“挂读生”和变相招收“借读生”。一家外地媒体记者轻轻松松就能获得、所有家长与黄牛都十分坦诚、每天都在上演的事实，每所中学到底有多少学生在上课，与它的核定招生人数是否符合，至于学籍管理更不是哪一所学校能够自说自话——为什么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面对重重造假竟然无知，或是放任不管，习惯了说一套做一套，让禁令成为空文?难道也是因为“产业”?

　　我们还有必要追问，黄牛收取的每人数万元借读费、上万元“买学籍钱”，在完全缺少监督、由潜规则说了算的灰色链条里，都流向了哪里?有没有大小权力者的腐败交易，由此滋生?

　　毛坦厂不是惟一。类似的“超级中学”还有不少。很希望，这一次被媒体不解风情地揭开“借读经济”盖子后，大家都来查一查，不要“高抬手轻落下”，糊弄过去就算了。在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所有为私利而大肆增加社会高考焦虑、百姓教育成本的所谓教育行为，都当制止。

　　本报特约评论员姜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