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我国高校缺乏办学自主权的现实，为顺利推进管办评分离的改革，只有把大学条例（或章程）的制订纳入立法程序，才能明确政府和高校在办学中各自应该扮演的角色，推动办学自主权尽快落地

　　据媒体报道，国内首部专项高校立法或将在深圳诞生。目前，深圳大学已完成《深圳大学条例》的立法草案，下一步将继续修改完善；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相关人员已赴深大就此展开调研。

　　通过立法方式制订大学条例或者大学章程，这是确保条例（或章程）有法律效力，让条例（或章程）成为大学依法自主办学的最高宪章的重要途径。此前，在国家教育部的推动下，我国一批大学已颁布了大学章程。但客观而言，由于这些大学章程是由学校内部起草，然后提交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审批通过再颁布的，其性质还是属于行政规章，而非法律文本，其所能发挥的作用也比较有限。在这些章程颁布后，相关学校的办学、管理，并没有多大实质性变化。

　　对于大学条例（或章程）的制订，一直以来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当大学获得办学自主权之后（在国外指特许状），章程主要解决大学如何自主办学的问题，即理顺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这样的章程只要经过行政部门审批，也具有法律效力。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我国大学当前既存在学校没有合理的现代治理结构的问题，更存在没有办学自主权的问题，而且，没有办学自主权的问题还比较严重，如果大学条例（或章程）只由学校内部制订再经行政部门审批，无法解决落实办学自主权这一根本问题，条例（或章程）很难真正发挥作用。只有通过立法程序，才能明确政府、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权责边界，同时推进、监督政府部门依法放权。

　　笔者赞成后一种意见，并呼吁应该把大学条例（或章程）的制订纳入立法程序。发达国家大学制订大学章程，也有两种形式，一是通过立法（由议会审议）制订，这针对学校没有明确自主权的情形；二是由学校董事会起草制订，这针对学校已获得明确自主权的情形。我国于1999年实施的《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校有包括招生、教学、学科专业设置等7项办学自主权，但落实这些办学自主权，十分艰难。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仍是“十三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很显然，针对我国高校缺乏办学自主权的现实，为顺利推进管办评分离的改革，只有把大学条例（或章程）的制订纳入立法程序，才能通过广泛的利益博弈，明确政府和高校在办学中各自应该扮演的角色，推动办学自主权尽快落地。另外，这对于推进学校内部去行政化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单纯以行政力量主导大学内部去行政化的改革，很容易陷入悖论。近年来，一些高校也在校内大力推进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的分离，建立了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可核心的权力还是掌握在行政之手，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并不能独立运行，真正负起学校教育与学术事务的管理职责，而是沦为摆设。这也需要广大师生、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努力打破原有的权力和利益架构，切实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

　　事实上，早在南方科技大学筹建时，深圳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南科大创校校长朱清时就提出，要通过立法方式，制订南科大章程，并把这作为南科大改革的重要内容。而深圳大学条例已完成立法草案，则更令人欣喜。这表明，寻求通过立法方式制订大学条例的探索，一直在积极推进。如果深圳大学条例能通过立法程序颁布，明确政府作为公办大学举办者的责任、权力，以及大学拥有的自主权，理顺政府管理学校、学校内部治理结构，那么，这一条例的制订，将对我国其他高校制订条例和章程，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有利于彻底打破以行政规章方式制订大学章程的陈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