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检察小兵，我在办案之际，那些逝去不久的学校生涯很多时候就会放电影般一幕一幕重现——我成为法律人的经历，简而言之四个字：“三座大山”。

　　第一座“大山”：考研。虽然近年来呈雨后春笋般扩军之势的法学专业确有些泛滥，但也给了我这种高考不佳的学子追逐法治梦想的机会。十年前，超出二本线3分的我，选择了四川一所二本师范院校的法学专业，一路向西不回头。但接受现实不等于颓废认命，在普遍学习氛围不佳的环境里，我并不奢求自己出淤泥而不染，而是吸取了李开复《做最好的自己》一书中的智慧：用胸怀来接受不能改变的事情，用勇气来改变能够改变的事情，用智慧来分辨二者的不同。我舍弃了也许可以有的恋爱、放弃了根本不喜欢的课程、退出了可能有作为的社团，一头扎进了图书馆，在最喜欢的刑法课程中，畅游马克昌教授《犯罪通论》等名著的海洋。至今记得，我的刑法老师是一位川大硕士毕业的藏族小伙儿，一个个有关抢劫、强奸、黑社会的活生生案例，带来了相当程度上的刑法启蒙，也为我日后选择刑法专业奠定基础。

　　不知不觉大三已至，思考再三，我选择了深居山城的西南政法大学，既是一种景仰，更是一种期盼。考研的复习是辛苦的，尤其是恶补基础薄弱的法理学。还好，也许幸运，也许回报，也许缘分，从二本师范到法学名校，逆袭之路的第一场战役小有所获。

　　作为法科学生金字塔底的一员，暂时达不到金字塔尖著名法学院的门槛，做不了一只展翅高飞的雄鹰，并不丢人；真正丢人的是，妄自菲薄、一蹶不振、自怨自艾——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燃蜡烛；接受高考失利的现实，怀揣最初的法治梦想，做一只砥砺勤勉、负重前行的蜗牛，像周杰伦歌里唱的，“一步一步，总有一天，会看见属于我的天”。我的考研经历，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第二座“大山”：司考。作为法科学生的必备战役，你可以不喜欢，但不能不面对；你可以一次失利二次失败，但不能再二而三没有突破。连续三年的司考经历，正好印证了“我不聪明，只是笨鸟先飞而已”。2008年是大三学生的司考元年，在考研第一、司考第二的战略选择下，我以一种打酱油心态，第一年考了290多分；2009年是考上研究生的那年，一种鲤鱼跃龙门、跳打翻身仗的自我膨胀，竟然间接导致我缺席了当年司考；2010年是研究生的关键之年，第三次鏖战司考，学业和就业的双重压力，显然退无可退——报了一个辅导班，在歌乐山顶闭关暑假，铁杆球迷的我舍弃了世界杯决赛……记忆犹新的，更有大到父亲辈、小到学弟妹的良师益友同甘共苦；同桌是一位大三的西政学妹，基础之扎实、记忆之准确、态度之积极，既在专业上对我裨益良多，更在精神上对我极大鼓舞。这次结果还好，低空过线，算是对我事不过三、背水一战的回报吧。

　　翻越司考“大山”，我想，如果说本科带给我的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考研之势，那么读硕带给我的是一种对于法学大家的景仰、对于法治理念的坚固、对于专业知识的重塑、对于学习氛围的感触。每当翻开专业课笔记、听讲座心得、图书馆摘抄，那一位位法学名家、名师的真知灼见、妙语金句，犹在耳畔。工作之后，在理想与现实的不断撞击之间，坚守最初的法治梦想，显得更加珍贵。

　　第三座“大山”：公招。也许是赶时髦，也许是无主见，对我身边绝大多数的法科学子来说，就业的方向，除了参加法检、党政、银行、教师等机关、事业单位公招，就是在考不上之后，去做律师。毕竟，在学生看来，都是法律共同体，但就业选择有顺序。出于所学的刑法专业及痛恨腐败的缘故，我对检察事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成都到上海、从苏州到武汉，细化为检察梦的法治梦始终未变。是缘分是命运，最终我还是回到山城，脱下稍显稚嫩的学生装，成为维护公义的检察人。

　　作为一名寒窗七年的法科学子，从外省来到山城，笔试、面试过关斩将，本身就是公平正义在人事招考制度上的见证者。机缘巧合的是，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提“中国梦”的铿锵之声犹在耳畔，我也完成了检察系统新人培训，成为一名走上职业检察官之路的法律人，个人的法治梦与国家的中国梦不期而遇。冥冥之中，我似乎感到一种油然而生的使命感——在中国梦的背景下，在司法改革的春风里，我的检察梦、我的法治梦应有所为、定有可为。

　　（作者单位：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