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书、吼楼等考前的非理性行为，既不是厦门独有，也算不上新生事物。很多人对此不解的是：无数的卷子、习题册，以及写满了三年酸甜苦辣的教科书，不仅承载着知识，更是一个人成长的独特见证和宝贵回忆，怎么说撕就撕了？同时，中国人自古就有“敬惜字纸”的传统，从二千多年前的汉朝延续至今，“文以载道”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以文化的观念看，撕书也很难被接受。

　　其实，撕书的直接诱因，是日益加剧的紧张、担心和焦躁等负面情绪，对学生心理承受能力的严重挑战。高考生撕书固然不对，但不化解其心结，简单地一“禁”了之，显然苍白无力，学校也必将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管理误区。

　　更重要的是，高考生的精神负担，与其说是通过撕书来缓解，不如说是对以教材和考卷为代表的应试教育体系发泄不满。这套体系在目标、设计、实施和评价上的瑕疵，在寒窗十二载的持续放大后，竟慢慢将孩子对书的感情，从“爱不释手”逼到了“弃如敝履”的对立面上。所以，这一现象的肇始，并不源于高考前的冲刺阶段，而是要从更加长远的时间跨度上去寻找，全面衡量我们的教育效能。

　　学校和教育部门必须意识到，过于浓烈的应试教育，势必导致学生对书的憎恨。而改良的方法，也孕育在其中。比如，就“治标”来说，学校一方面可出台心理减压措施，如鼓励唱歌、体育锻炼等活动，加强心理健康宣传和疏导；另一方面可设立书籍回流制度，提倡毕业生赠书给低年级学生，或通过举办“跳蚤市场”等方式售卖书籍。

　　从“治本”来说，教育行政部门可尝试改良教育考核和评价机制，走出异化的应试陷阱，完善现行的教科书编排体系等。学校则需重视学生的个体诉求，开展完整的生涯规划、阅读训练和心理健康教育等，帮助学生从学习中建立新型的知识观、教育观和发展观。

　　总之，破解一年一届的“撕书节”，绝不是靠一纸禁令就能解决的。这需要我们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更需要我们能追根溯源，以育人和尊重知识的高度，开辟出一条全新的、充满希望的求索之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