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备受社会关注的《北京市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提出，北京将进一步完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将综合素质评价作为学生毕业和升学的重要参考。各地方也都在针对“综合素质”陆续出台、调整高考政策。（8月9日《中国青年报》）

　　众所周知，综合素质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而将综合素质纳入高招，也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最早在2014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中，就有这方面的内容。教育部也随后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文件，并要求各地制定实施方案。

　　所谓高招，即高等学校招生考试，而所谓综合素质，根据通常的定义，它包括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五个方面内容。很明显，前者是以非常精准的分数来体现，而后者则大多是建立在主观评价上。

　　不过，在考试和综合素质之间，并不违和，一如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并不对立一样。当综合素质被纳入高招时，它之所以被寄予如此高的期待，乃是在于，它能打破备受诟病的高考体制，并直接影响到基础教育生态。“一考定终生”、“唯分数论”等现实问题，已然成为中国教育中亟需解决的沉疴。

　　于此而言，当综合素质纳入高招被广泛认为此举能体现“人才培养的系统性和连续性”时，它是被寄予了相当丰腴的理想。正如学者彭泽平所言，它不仅有助于帮助高校科学合理地选拔品学兼优、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符合自身办学定位的合格生源，更完善了高考招生考试制度。而且，它将对中小学教育起到导向作用，中小学将更加注重对学生素质的全面培养，发展学生个性的同时促进学校多元化发展。

　　但是，作为一项关切到无数人利益的改革，尤其是在城乡发展不均，教育资源分配不匀的大背景下，将“综合素质”纳入高招之中，其所可能引起的担忧也是可想而知的。从技术操作层面来讲，最大实施困难是“统一评价口径和标准”，如何实现不同区域间的相对公平，尤其是城乡之间的公平？而另外一些不得不正视的问题是，即便在技术上实现了理想中的科学，如何确保杜绝人情、作假等“水分”？如何防范“综合素质评价”不会成为另类的高考加分？这些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近年来，试图在综合素质评价中破冰的“校长推荐制”所引发的舆论风波，便是最好的例证。总而言之，在公平与正义面前，它们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理想与现实的隐忧与焦虑，并不能要去否认综合素质纳入高招的进步价值，无论如何，这种试图在中国目前最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中，将选拔视野从冷冰冰的分，转移到活生生的人的努力，一定是值得肯定的，它一定代表着中国教育未来的方向。

　　最为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综合素质在纳入高招之前，能否在评价体系、评价标准等具体细节问题上，恪守公平、公正、公开的底线，让综合素质纳入高招，真正走向更大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