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向世界科技强国进军的进程中，我国既需要中科院和清华、北大等国家队，也需要新型的体制外科研教育机构

　　“我年轻的话，我想我一定会参加他们的活动。”在12月10日我国第一所民办高等科研机构——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西湖大学前身）的成立大会上，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专门发来视频，他不无遗憾地说：“我年纪大了，只能祝贺他们大大地成功。”

　　杨先生之所以因为不能参加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的建设而略感遗憾，恐怕与他对新型高等研究机构的认知不无关系。

　　纵观近百年来的科技发展史，高等研究机构是继研究型大学之后又一意义重大的新型学术机构。高等研究机构以其相对独立的地位、灵活的机制、自由的学术氛围和“小而精”的特点，培育了众多科技大师，创造了许多重大原创成果，极大提升了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的水平。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该机构创立于1930年，先后汇聚了爱因斯坦、冯·诺依曼、奥本海默等著名学者，成为全球知名的科学中心。这里还诞生了数十位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获得者，华人科学家陈省身、华罗庚、杨振宁、李政道、丘成桐等也与之交集颇多。“普林斯顿模式”的成功带动许多国家建立了类似的高等研究机构，它们在本国乃至世界的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常，高等研究机构经费渠道多元，既有政府拨款，也有私人捐赠，出资人基本不干涉研究的具体课题，因而能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根据延聘的研究人员进行学科建设，以充分发挥人才所长。在具体的科研活动中，这些机构能坚持问题导向、打破学科界限，拓展高等研究机构在基础、前沿和交叉领域的空间，补充依托学科建立起来的现代大学的“先天不足”。他们在人才引进、薪酬待遇、评价体系等方面进行大胆探索，遵循科研规律，更能调动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技教育国家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也存在行政化倾向较严重、管理模式僵化、产出效益不高等弊端。为此，国家近些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举措，以期建立更加规律的现代化科研教育体系。2004年挂牌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就是成功的典范。这个既无行政级别、又无事业编制的研究所，凭借高效的管理模式、独特的用人机制、科学的评估体系，迅速跻身于世界一流研究所之列，充分彰显了改革的活力。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向世界科技强国进军的进程中，我国既需要中科院和清华、北大等国家队，也需要像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这样新型的体制外科研教育机构。百舸方能争流、千岩更利竞秀，人们期待着这些新型高等研究机构能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向着既定的目标顺利航行，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科研教育体制机制，为中国的科技崛起做出积极贡献，并催生更多富有创新活力的“科研小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