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是有温度、需要“共情”的人学
问：在您看来，“医者”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
黄璐琦：“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墓志铭道出了医学的本质。医学不是简单的科学，而是有着温度、需要“共情”的人学，需要注重人文关怀，给予患者必要的尊重和理解，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温暖患者同时温暖着医生自己，不能只见病不见人，要坚持爱心与技术同等并行。
有一名患者的康复过程让我感触很深，我们病区26床的重症患者刚来时不了解中医，从没有用过中药治疗，入院后强烈要求使用抗生素治疗。但检查结果显示并非细菌感染，无需使用抗生素。医疗队员耐心讲解并进行心理疏导，制定了中药治疗方案，并根据患者症状、舌苔、脉象变化及时调整处方，还经常冲调中药喂患者服用。在医护队员努力下，患者病情很快好转，对服用中药的态度也有了极大转变，主动要求医生开中药并按时服用。患者出院后还特意制作了锦旗送给医护人员。
医者仁心，面对疾病，我们应该拿出爱心，去关爱患者，去缓解患者情绪，填补医学技术做不到的事。
我深深迷恋这门古老的科学
问：您母亲也是一位中医，这对您从医有哪些影响？
黄璐琦：我的老家江西婺源，是新安医学学派的发源地之一，这个中医学派对明清时期中医学说的演变有深刻的影响。母亲是新安医学学派的传承人，是家乡当地有名的中医。儿时在母亲诊所里玩耍，最常用的玩具是“处方纸”，最爱吃的“零食”是酵母片，我会常常学着母亲的样子“开药方”。我家所在的县城不大，跟着母亲在街上走时，所有人见到母亲都称呼“金医生”，患者到家里来看病，不管母亲在忙什么，她都会马上放下手里的事专心问诊，有时赶上饭点，母亲还会请患者一起吃。那时候，我觉得医生很崇高，我为母亲是一名中医感到自豪。可以说，她言传身教的“立德和仁爱”一直陪伴着我。
问：您先后师承同仁堂传人乐崇熙先生、楼之岑院士、诚静容先生，这些人对您的影响有多大？
黄璐琦：我儿时的理想是当一名科学家。1985年高考填报志愿时，父亲希望我学建筑，因为家里已经有一个学医的姐姐了，我就在志愿表上填写了建筑学专业。可是，命运偏偏安排我“子承母业”，我机缘巧合地被调剂到江西中医学院中药专业。但我当时也不后悔，建筑与医药，都是民生很大的一块，都与老百姓息息相关。
后来，我先后师承乐崇熙先生、楼之岑院士、诚静容先生，他们的治学精神深深影响了我。还记得研究生复试时，乐崇熙先生耐心教我改正南方口音，还教我很多用餐规矩和说话礼仪。曾担任中国药学会理事长的楼之岑先生对待学问一向严谨。我记得一位师兄给当时国内最高水平的专业杂志投稿，编辑认为文章水平很高，但篇幅长。师兄把稿子拿给先生后，先生批注“我们不能削足适履”，并署名“生药学教授楼之岑”，之后返给编辑部，最终论文全文发表。先生们的楷模典范作用，让我坚定了要在中药领域作出一番成绩的决心，从此心无旁骛地走上了中医这条路。
问：一路走来，有自己的偶像吗？
黄璐琦：李时珍是我的偶像。这么多年我都把李时珍当作学习楷模，他的格物致知、深入实践、坚持真理、医药并举的精神一直影响激励着我。在北京大学医学部读博期间，我为了调查国内栝楼属的药用植物，一个人前往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的深山老林实地考察。有一次，我在贵州做野外调查时，车在路上抛锚了，我就一个人沿着公路在月光下徒步了整整一夜。那时候交通非常不方便，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路上要走一星期，车也频出状况，经常是“上坡推”“下坡滑”。每当特别累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李时珍尝百草、验功效时的坚毅，自己也就有了走下去的勇气。
问：在有的人眼里，学医很枯燥，是什么支撑您研究中医药？
黄璐琦：是热爱。我热爱中医药，对它感兴趣。读书期间，我就被中华传统医学的博大精深所震撼，深深迷恋上了这门古老的科学。
因为热爱，我不怕吃苦。2011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启动了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那是时隔近30年后，对国内现存中药资源进行的一次“大摸底”。三年间，我作为专家组组长，带领各地资源普查队员跋山涉水、翻山越岭，走遍70余个普查试点县，几乎一半时间都在野外跟中药打交道。普查后，国内中药资源的基本现状得以探明。最近我们还启动了一项海外寻药计划，计划在海外寻找新的药物，补充进中药宝库中。
因为兴趣，我愿投入全部精力。之前在进行栝楼属植物分类学研究时，我发现传统的生药学技术和方法不能很好地解决。经过20多年的持续深入研究，我引入了分子生物学技术，建立了中药材鉴别的新方法。
可以说，没有热爱，我不可能走完70多个普查点，也不会提出“分子生药学”的概念。从事任何行业都要全身心投入进去，叫心无旁骛也好，还是叫全身心投入、废寝忘食也好，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成绩。我觉得自己也没有过人之处，我是个有点笨的人，但我认准的方向，一定会探寻到底。
一个人如果有崇高的理想和信念，就不会被荣誉浇灭奋斗的激情。我的理想和目标就是“善济岐黄”，为老百姓做更多更好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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