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结束了正片部分的放映。这部在开播前被寄予相当大期望、在播出中却伴随无数批评、争议和吐槽的纪录片，一面在每个周末收获着吃货们的口水，一面又在舆论中饱受夹击和指责。从采蜜人爬树的镜头涉嫌抄袭与造假，到母亲陪女儿学琴的三观不正，从学术名词频繁出现的解说词，到类似《新闻调查》的叙事风格……《舌尖二》的每一集都让喜欢它的人“爱之深，怨之切”。

    虽然质疑缠身，不过，平心而论，《舌尖二》在诸多方面取得的成就，已经可以跻身于一流纪录片的行列，比如，居高不下的收视率，高达3亿元的广告收入，网络平台的密集播放……这些对一部纪录片来说，都是可以载入纪录片史甚至电视史的。而且，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舌尖二》的炙手可热，才让其成为众矢之的。一再延期的播出时间，预告海报和宣传片在网络上的遍地开花，吊足了观众胃口的周播模式，总导演利用自己的微博人脉不厌其烦地宣传……《舌尖二》毁誉交伴的背后还有一幅精心营销的路线图，这在“无网不利”的时代，更能给我们带来受益良多的启示。

    可是，作为一部以美食为名号的纪录片，《舌尖二》被吃货们吐槽，又显得再正常不过。“一集50分钟，只有15分钟在说食物（并且看起来并没有很想吃）”“跑题了，和美食关联太少”“虚假的美好生活让美食都有点反胃”……用第五集《家常》中的一句解说词来讲，“美食是借口，是由头”，创作团队真正的表征野心是，蕴藏于食物之内或之外的人文主义情怀。总导演陈晓卿就说，“人情比美食更有嚼头。作为纪录片人，有些故事不记录下来，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无论有什么样的争议，我们知道‘舌尖2’更接近我们的理想。”

    不论是以影像为载体的纪录片，还是以文字为载体的文艺作品，人文主义都应是其内核与灵魂。不难想象，仅凭高光、近距、高清、慢速摄影等技术手段，将一个又一个2秒的食物镜头串接起来，是不能称其为纪录片的。对喜好美食的吃货来说，如果要看这样的画面，还不如去看各种下厨房的节目。一个显著的例证是，面对批评，导演组重剪了第三集，增加了食物比重，却依旧难获认可。

    可是，退一步观察就会看到，在宏大叙事的背景下，《舌尖二》想要展现的图景太深太广，想要抒发的情感太多太密，想要触碰的现实太繁太重：养蜂人、麦客——农民工，山东煎饼、雷山鱼酱——留守儿童，蚝烙小店——大学生就业，铁锅炖鱼贴饼子——伐木工，台湾飞鱼、新疆玛仁糖——少数族群，上海红烧肉、蒿子粑粑——陪读，新疆大盘鸡——知青，壳菜、牛肉面——两岸，酸木瓜煮鱼——逃离北上广……如果简单地把片中的人物和涉及的社会现实对应起来，就会发现，想要在不到6个小时的时间内，装载或触碰如此之多之重的现实问题，实在太难。一部拉起美食大旗的纪录片，要叙述如此庞杂的人群和故事，要表达如此丰富的意象和情感，难免会用力过猛，却又浮光掠影。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难副的不是人文情怀，而是主题先行的人文外衣。这和《舌尖一》探索发现式的感情自然表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主创想说的是故事，是情怀，受众想看的美食，是诱惑，一旦故事和情怀不能建筑于美食和诱惑之上，所有的表达也就失去了基础和意义。高端大气的音乐，细致入微的影像，字斟句酌的解说，都难以遮蔽其情感表达的生硬，难以缝合美食和人之间的裂隙。正如《舌尖一》执行总导演任长箴所说，“本来是一个干干净净、素雅的房子，现在非要挂上水晶灯，铺上地毯，那我就不能接受了。”“这叫做人之常情的感动，而不是恶意煽情。”

    话又说回来，对于《舌尖二》的一些批评可能是过于苛刻的。美食与情怀，娱乐和思考，想要弥合这些天然就不在一个层级的表达，对其他艺术形式尚属不易，更何况是一部电视纪录片。当美轮美奂的影像被赋予并寄托了太多意义，沉重的现实必然会成为载不动的许多愁。然而，当人文主义理想的良苦用心变成口水的盛宴，“纪录”这两个字恐怕也只能沦为一张吃货的寻宝图。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的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如果把人文情怀比作一颗良药的内核，美食只是裹覆于其上的糖衣，那么，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每个创作者几乎都要面对一个问题：良药和糖衣的比例是多少？如何掌握其间的平衡？冯小刚导演就曾说，“拍了很多赏心悦目的让观众开心的电影，就为了能够最后把他们骗进《一九四二》的电影院”。在这条与受众斗智斗勇、与理想若即若离的传播之路上，纪录片乃至电视乃至媒体的从业者，还有更复杂的现实要面对，更巨大的困境要克服，同时，还要平衡内心的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