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文化,至少应该包括以古代儒学为代表的国学和近代追求民主法治人权的启蒙思想两大类。毛泽东同志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习近平总书记在1997年“严复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上为严复题词“严谨治学,首倡变革,追求真理,爱国兴邦”,这都说明近代以来立足国情、借鉴西学的启蒙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是近代以来启蒙思想发展的最新成果)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能把传统文化仅仅限于古代国学。而且,今天弘扬传统文化,很有必要让国学传播和启蒙思想两个轮子一起转。所以然者何?因为儒学总体上不含有中国发展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人权自由所需要的资源,而启蒙思想总体上不含有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等个体修养内容。

　　以儒学为代表的国学,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厥功至伟,中国古代的国家总体实力在世界上长期是第一,文明特质在世界上更是唯一。这与以儒学为代表的国学的贡献密不可分。

　　但是,我们也不能“药方只贩古时丹”,减轻今人的历史重任。不管以儒学为代表的国学对古代文明有过多大贡献,它毕竟是自然经济、宗法社会、专制政治等时代的产物,有着难以超越的时代局限。就拿儒学来说,它自身缺乏现代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人权、自由等文化价值,不管唐君毅、牟宗三等新儒家和其他人士对儒学的发展作了多大的努力,毕竟没有解决内圣如何开出外王之路的问题,也就是说,没有找到儒学与现代民主、法治、人权、自由理念的结合点。他们无可奈何,最后转向神秘之路,说只要经过良知的自我坎陷,即可迈入现代民主、法治、人权、自由之路。

　　原因何在?唯物史观可以给出答案: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民主、法治是和商品经济、民主政治相连的,古希腊、罗马之所以有一定的民主法治,是因为那里有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和自由民或贵族的民主政治,因此欧洲的现代化可以从古希腊、罗马寻求资源。而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经济结构、宗法淹没个性的社会结构、“三纲”为本的专制政治,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很难从古代寻觅到民主、法治、人权、自由等重要资源,致使“五四”运动喊出不同于西方对待传统态度的“打倒孔家店”激烈口号,致使从林则徐睁开眼看世界开始,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不倦学习借鉴西方,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西方资本主义破门而入,但解决不了中国的近代化问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不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步步前行。

　　源于西方的民主、法治、人权、自由等思想观念总体上服务于治国理政,而不含有个体修身、齐家的道德修炼内容。旅美学者杨效斯指出,迄今为止,西方哲学没有把家这个概念视为重要理论；在林林总总的哲学学说中,缺乏系统而持久的家研究,缺乏由家研究产生的家哲学家。自古至今,西方哲学家的家庭生活经历普遍地量少质低。主要哲学家们多数幼年缺父少母,成年保持单身。通过垄断教育,教会还保证了西方思想家只能长期出自无家,出家的修士群中。有如此背景的哲学家们,如果经常在其哲学中谈到父母,谈到家人亲情,才是咄咄怪事。

　　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在今天,以儒学为代表的国学在修身、齐家等私人领域仍可释放一定的正能量；中国特色的民主、法治、人权、自由等理念制度在公共领域必居主导地位。我们只有让这两个轮子一起转动,公、私两个领域才会相得益彰、健康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