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稿费将大涨的消息，让写作者们欢喜一场，无奈只是“空欢喜”。法律界人士对记者表示，国家版权局制定的新版稿酬标准并不完全具有强制性，“参考意义远大于执行力”(10月6日《中国青年报》)。

　　俗话说，“提钱伤感情，不提钱伤心”。这话用来观照当下稿酬标准，再是合适不过。刘禹锡在悼念韩愈的文章中有述，“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时至今日，想要靠眼下的稿酬体系支撑年轻人的文字梦、文学梦，显然太过艰难。

　　前些日子，中文版《麦田里的守望者》翻译者孙仲旭因抑郁自杀，圈里圈外惋惜声一片。有人提及，孙仲旭曾在2013年写过一篇《怎样剥削译者》的文章，对文学翻译者报酬过低的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引发了文字圈对低稿酬的新一轮集体吐槽。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作家张抗抗呼吁解决稿酬个税起征点问题，她说:“具体数字我不好建议，但起码要和城市月收入3500元的起征点持平吧。”文字稿酬标准过低———在这个低起点上，1980年颁布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稿酬的个税起征点为800元”，又数十年不曾改变。作者沦为“文字民工”，靠讨薪生存等窘境，自然也就见怪不怪了。

　　稿酬新规初衷良善，但能有多大效果，不好说。原因有两个:一是法理而言，比之于“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稿酬新规天生就不在一个段位上———前者是国务院颁布，属于行政法规，而后者是国家版权局制定，属于部门规章。因此，它仅仅具有参考意义。二是现实而言，在文字作品市场化的今天，如果靠“80元到300元”千字的标准来征集好稿，估计媒体早就要开天窗、无米下锅了。优稿优价，早就是不争的事实。

　　知名作者的稿酬，基本不成大问题。但对于当今的文字创作来说，最大的问题看起来是低稿酬，实际上却是另两只老虎:一是“老赖”。要么是看人下菜碟，要么是干脆压根儿一律拒付。文字照用，稿酬免谈。在文字创作的圈内，基本都会流传着一份黑名单，天南海北的“老赖媒体”，已经成为蚕食作者权益的利益同盟。它们所拿捏的逻辑，无非是在公益诉讼几无可能的语境下，普通作者又怎会为了几十块钱稿费去费心费力打官司?这个程序成本，谁能虚耗得起?二是转载。工艺作品有知识产权保护，苹果三星为外形设计甚至都能闹得不亦乐乎，但铺天盖地的文字转载，却诡异地养活、甚至是养肥了诸多不劳而获的媒体。这个法不责众的现实，不仅令首发媒体承载了巨大版权压力，更活生生侵吞了作者的合法收益、变相戕害着原创文字的热忱。这种畸形的生态链，在新媒体领域尤为突出。某种意义上说，传统媒体眼前的窘境，与转载失范、版权失序有着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