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发展的巅峰时期往往也正是诗歌在公众中广泛流行的时期，亦是“跟风读者”与“跟风作者”大量涌现的时期

　　3月26日，在诗人海子逝世后的26年里，这一天俨然已经成为当代诗歌的一个纪念日。实事求是地讲，人们对海子的纪念，并不仅仅因为海子的诗，也包含对海子英年早逝的“诗性生命”本身的一种追索，或者说是消费。这种文本之外的“纪念”，引来“不纯粹”的质疑也不意外，当人们发现自己的朋友圈一夜之间被海子“刷屏”的时候，对于这种诗歌爆炸性传播的惊疑和担忧，也就自然而生了。我关注的是在这一系列富有争议性的举动背后，支撑着许多海子爱好者和诗歌爱好者年复一年乐此不疲的原因是什么。

　　在更早一些时候，另一件与诗歌有关的事情，也曾突如其来地霸占过相当广阔的舆论空间——我说的正是余秀华。先是《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在朋友圈爆红，然后是“脑瘫诗人”的标签备受争议，进而从文学现象上升为公共话题。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诗歌总成为爆点？

　　毫无疑问，在目前的文学版图中，诗歌的位置是相对边缘化的，无论是在文学范畴还是在市场范畴，诗歌都不是这个时代的宠儿。然而，诗歌却又频频出现舆论爆点，成为产生全民化文学现象最多的一个文学体裁。似乎是诗歌界存在一个庞大而高效的炒作团队，将诗歌的大事小情都炒作成全民狂欢的舆论热点，甚至连当代诗人在普罗大众眼中的形象，也变得语出惊人乃至歇斯底里起来。炒作团队应该是不存在的，那么为何诗歌事件总是呈现出一种“一点就着”的爆炸式传播？原因很简单：因为大众对诗歌的需求实在是太强烈了。饥渴之下，一拥而上，如是而已。

　　海子的去世几乎可以作为当代诗歌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在海子之后，再没有能引起全民关注的诗人。这样说也许有人会不服气，并且列举出许多最近一二十年的优秀诗人，但文学影响力的范畴并不是由其核心读者决定的，而是由其外沿决定的。“优秀作品”和“影响广泛”并不构成必然的关系。对于远离诗歌“圈”的普通读者，最近一二十年无疑是一个缺少诗歌的年代。这里面有许多的原因，包括文学生态环境的改变、社会氛围的变化、作者群体的更迭，但如果说是因为“今天没有人读诗”，这样的说辞是立不住的。余秀华的被发现、海子的被纪念，在传播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普通读者”，他们当然不是少了诗歌就活不下去的“核心读者”，但他们毫无疑问是读诗的，是对诗歌有所期待的，更是不吝为诗歌传播略尽绵力的。然而走近他们身边的诗歌并不多见，所以他们大多数时候表现得似乎与诗歌绝缘，只能在余秀华这样的新人出现时一拥而上，或者日复一日地咀嚼那些“过气”的诗人。

　　这样的读者，我们很难说他们是“忠诚的”“可敬的”“伟大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平凡的读者，一个文学体裁的兴盛，一定是无从谈起的；而动辄将这些读者斥为“跟风”，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赌气说法。

　　很多人说，当下是最缺乏诗性的时代。然而换一个角度，当下也是最渴求诗性的时代。各种诗歌衍生而出的流行文化虽然冲淡了诗歌的内核，但也拓展了诗歌的外沿；在充斥着标准化效率化消费化的社会中，人们对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渴求反而更加热烈。因此，对于诗歌和诗人而言，这可能也是最好的时代，从海子到余秀华，包含的一个事实便是，20余年来，且不谈“伟大诗人”，产生“现象级诗人”的土壤始终是存在的。

　　这也进一步证实了，眼下诗歌的问题——如果承认确实有“问题”存在的话——并不是公众“诗意”的匮乏，而恰恰是“诗”本身的匮乏，更准确地讲是“公众之诗”的匮乏。读者或者从海子“如何死去”体会人生与理想，或者从余秀华“如何生活”感悟现实与温度，这些具有时代性和普遍共性的情感，在经常标榜“诗歌是私人化体验”的当下，显得尤为珍贵。各花入各眼，如果确实是以“私人化诗歌”为追求的，自然不必对这种“流行”“跟风”大惊小怪，无非是一般读者的自由选择。更何况，纵观中国乃至世界诗歌发展史，诗歌发展的巅峰时期往往也正是诗歌在公众中广泛流行的时期，亦是“跟风读者”与“跟风作者”大量涌现的时期。可见诗歌并不是像“文章憎命达”一样，天然地拒绝流行与大众化。如果时至今日，仍旧认定诗歌无法自己守住本心，非得在社会的冷遇和边缘化中才能“保持自我”，那实在是小看了今日的诗歌和诗人们。

　　因此，面对公众对诗歌的“跟风”时，也不妨偶尔放下沉重的戒备心，和千千万万不太懂文艺又需要文艺的普通人一起，放松心情，等“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