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一场工人诗歌朗诵会《我的诗篇》在天津大剧院的小剧场里上演，巷道爆破工陈年喜、酿酒工人绳子、炼钢厂工人田力、铁路工人魏国松、农闲时的锅炉工白庆国……这些来自一线的工人们，在安静灯光的照射下，朗诵了自己的诗篇。台下，已经很小的剧场里，空荡荡只坐了三分之一的观众，其中还有一些是媒体记者。这还是经过了延期两个月，票价下调之后的情形了。

　　其实，细读他们写的诗，有些确实很不错，其中展现出来的机器的坚硬、冰冷、喧嚣，幽闭空间里的苦闷、绝望，流水线上的重复、单调、枯燥，以及个人的身份渺小、面目模糊……都充满着一种陌生的诗意。诗虽好，但这些同样来自底层的诗人，却没有余秀华的运气。一场场诗会，虽然有媒体的不断报道，依然没能引起太多关注。这并非因为诗歌的曲高和寡，就在他们的隔壁，戏剧电影《十二公民》、音乐剧《西关小姐》等剧目几乎场场座无虚席。

　　这或许是身份的迥异。余秀华的农民身份，尚且能够唤醒都市人沉寂已久的田园梦，但工人，于我们而言，已经是一个距离遥远且易引起抗拒的名词。之所以抗拒，是因为它极有可能让我们想起曾经读过的陈旧文体所写的工人文学；之所以距离遥远，是因为这个群体的生活，脱离我们的视线已久。虽然我们依然是制造业大国，虽然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享受着从工厂里制造出来的手机、汽车、电脑，但我们很少去关注，生产这些产品的，是怎样的一群人。

　　某种程度上，他们确实像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这位美国工人作家、诗人过早就结婚生子，承担起四口之家的生活重担，为了艰苦谋生，卡佛做过锯木厂工人、清洁工、医院守门人、送货员，在这些生活的间隙里，写短篇小说、诗歌。笔者猜想，他之所以青睐这种短小文体，很大原因就在于生活之外，留给他写作的时间很少吧。卡佛笔下的人物，也多是在美国底层挣扎无望的群体，有人甚至戏称他是虚伪“美国梦”的揭露者。虽然后来终于被认可，但卡佛的生活却没有太大改变，他自己也说：“选择当一个短篇小说家或一个诗人，基本就等于让自己生活在阴影里，不会有人注意。”

　　也许，那些写诗的工人以后的境遇也会如此。工人杏黄天在诗中写道：“我沉默的诗篇原是机器的喧哗”，反过来，机器的喧哗却唤不醒人们的沉默。只是，他们又比沉默的我们更幸运——每个人的生活中都同样充满着烦恼、痛苦，但我们，也只是无聊地烦恼着，而他们却能在内心深处，过着诗意的生活。希望这些人，永远不要忘记王小波曾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