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际足联不断爆出贪腐丑闻，连任4天的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宣布辞职，这一重磅新闻把“反腐”这个具有正能量的词又热炒了一遍。此事又一次有力地证明了腐败不是任何国家的“专利”，也不仅仅存在于有限的行业和组织。腐败问题的蔓延势头已经从传统高危行业转向诸如足球类的阳光行业，从经济领域蔓延到体育事业和健康领域。各种腐败谜团正从不同角度解开，从世界杯申办席上各国专家如何工作，到世界杯如何运转，再到如何保持世界杯的吸引力，所有这些问题都在这次反腐风暴中暴露出来。

　　美国检察官林奇表示，国际足联的腐败已经系统化、制度化，遍布其权力体系之中。而所有爆料指证都显示在非法交易、巨额回扣、行贿受贿等问题上，甚至公开索贿、许诺至2050年世界杯。背后的原因无一例外是光环护身、行业长期垄断、暗箱操作、内部监督机制不透明等。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主办世界杯的诱惑力主要是经济拉动。美国银行美林证券在莫斯科的首席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奥萨科维斯基(V1adimirOsakovskiy)估算，主办2018年世界杯的总成本意味着向俄罗斯经济注入约500亿美元。本次反腐的看点在美国，面临的难题依然是大国主导，这使人们难树信心。反腐是否会持续深入，是否会给世界体育赛事一个全民健康主导的未来，是不是一种反腐倾向换来另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的诞生，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

　　视线转回国内，国内足球反腐，也在持续升温，但境遇尴尬。从足协的前后任掌门人到中层官员，再到地方俱乐部以及球员，涉及人员之广，令人震撼。中国足协原副主席南勇、杨一民，裁判委员会原主任张建强，因操纵足球比赛涉罪遭遇牢狱之灾。南勇等人的落马开创了足球界高官因涉嫌受贿舞弊而被逮捕定罪的先例。然而从逮捕到审判，历时久、见效慢、定罪难，暴露出中国足球反腐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道德约束、业内制度的问题，而是整个体育事业法治化建设面临的困境和尴尬。南勇既是代表公权力的足管中心副主任，又是代表非政府组织的足协副主席。他的双重身份把“依法治球”与理顺行政权力摆在了突出的位置上，暴露出我国防止利益冲突领域的艰难处境。张建强谈及受贿过程时承认:“没有监管，个人面对诱惑时很难把控，这就是一个现实。没有道德、没有规范、没有制度、没有制约、没有监督……”这说明足球乃至整个体育业界的监管确实存在诸多漏洞。

　　中国足球界这次自揭伤疤，给国民带来了深刻的思考，也在管理领域引发很多实质性改变。一是深挖了足球领域的黑幕，给体育管理者指明更加清晰的方向，便于更加规范地设置管理制度;二是教会国民深入细致地看问题，为民众参与反腐提供了监督渠道;三是纠正大众对反腐的认知，告诉他们反腐不仅是纪委查干部，而是辅以法律手段严控公共管理领域，治理腐败是综合手段的灵活运用;四是体现了我国强有力的腐败治理能力，不论是对足球、足球管理者、球员还是体育事业，都以“零容忍”态度、采取综合治理方式预防和打击腐败。

　　未来足球反腐任重道远。足球反腐需多管齐下，但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法律和制度。就国内来说，当务之急是依法治球，提升大众信心。依法治球要做到以下几点:在制定约束机制时要把足球运动管理机构、足球管理人、球员区分开来;把足球运动管理机构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把足球管理员身份定位为依法行政管理人员，受行政法规和行业规定的双重约束，一旦违规不以身份定罪而以违法事实定罪;在足协职权管理上，不仅要遵守行业规定，同时要提高依法管理民间组织的水平，细化法治要求。此外，还要将球员纳入公众人物法治建设轨道。球员不仅要接受作为普通公民应受的约束，还要接受作为公众人物的法治责任约束。提升大众信心的关键是重塑诚信体育理念，回归体育的健身娱乐本性，还体育健康、公平、友谊的本来面目。我们要抓住国家治理腐败的大势，真改真立，直面监督难题，排除既得利益集团尤其是权势利益集团的阻碍。

　　更重要的是，中国足球要获得长远发展，必须提高足球管理水平，引入竞争机制。足球事业必须按照世界通行的体育规律办事，同时辅之以世界通行的体育管理办法。必须加强管理团队的培训力度，在人才引进和培养足球队员过程中要引入竞争机制，建立执业监管人制度，持证监管，责任追究和监管职责同步同对象。

　　国际上，要营造世界公序良俗、风清气正的环境还需不断努力，不能只靠大国反腐，而要制定出符合国际惯例的共同监督机制。我们期待一个更健康、更洁净的体育世界能够真正体现体育精神:公平竞争，友谊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