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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来,一个又一个“大师”的神话破灭,有的是涉嫌组织邪教,并非法敛财骗色;有的穿梭于官商名流组成的朋友圈,却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而倒下。这些“大师”远去,留下了怎样的背影?低级的骗术、浮夸的表演、故弄玄虚的装神弄鬼,照出了光怪陆离的荒诞,也探底了社会容纳荒诞的土壤厚度。
当前是一个价值观多元交织的时代,也是需要“大师”的时代,需要有人能喊出几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豪言壮语,需要有人能在公众迷茫时指点迷津,需要有人引领一个时代的走向。当我们谈论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时,脑海中的指向往往就是一串文化符号,是足以承载时代良心、刻画时代面貌的大师。然而看看这些倒下的“大师”,他们赖以成名的手段,是隔空取物、意念转移、发功治病。功成名就之后,他们继续从事的是骗财、经商、权钱交易。这样的“大师”有多煊赫夺目,追随者们就有多凄凉可悲。
“谁将家集过幽都,每被行人问大苏”,苏辙出使辽国,却被异国人追着问苏轼的情况;“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辜鸿铭的特立独行与渊博学问,引来毛姆、芥川龙之介、泰戈尔的拜访。苏轼与辜鸿铭,都可以称作一个时代的大师,他们的成就与风骨,成为一个时代的风标,足以得到当时多数社会成员的仰慕。今天的我们,即使未必对他们有多了解,只要读到这些仰慕之词,都可以想见其风采。因为这些大师,人们善良、朴素的情感可以在个人身上得到安稳的寄托,可以说,一个社会拥有足以担当得起万众期待的大师是幸福的。
我们今天也一样会出大师,那些伪大师们的陆续倒下,就是这个社会纠偏的过程。“时无英雄”的慨叹是被动的,如果人们所迷恋的,不再是高官厚禄的钟鸣鼎食,而是甘于奉献的勤奋坚忍,人们所追求的,不再是奇门异术的终南捷径,而是脚踏实地的步步为营,人们所信赖的,不是导入虚幻的鬼话连篇,而是引人向善的金玉良言,那么这个社会又怎么会埋没大师?
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大师亦是如此。与其抱怨社会已无大师,倒不如先好好想想,我们需要怎样的大师?是在缥缈虚无之中给我们以安慰剂,还是在现实世界鼓舞人们进取奋发;是用迷信诈术颠覆科学认知,还是凭借智慧与觉悟给人们以心智上的启迪。或许当我们心中真正明确了需要什么样的大师,大师们也就自然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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