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论者称《琅琊榜》“三观很正”，南方一家周刊的一篇文章新近又提出该剧另一重价值——“情义千秋”。可无论如何，观众都难以完全揭去网文出身的《琅琊榜》所携带的“权谋”标签。可是，《琅琊榜》仅仅是一部权谋剧吗？

　　当然不是。有论者认为，《琅琊榜》中的权谋比起《甄嬛传》，可能都是不足道的，这部剧真正让人难以割舍之处，在于靖王、林殊一系所持有的一种政治浪漫主义情怀——这种情怀交织在平反和夺嫡两项政治活动中，前者中，林殊作为冤案的受害人诉求国家公义；后一方面，靖王作为王者肃清朝局、主持大义——我们必须如此陈述，不论林殊心中有多大的国家公义，或者靖王对林家怀有多深的私情，二人的身份注定了各自在政治活动中的基本行动逻辑。

　　就在这样一种恪守君臣身份的框架之下，两人却共享了一种网友所谓“政治清明”的政治抱负，正是这种抱负让众多观众和“原著党”觉得《琅琊榜》“三观很正”。而这种抱负在“靖王夺嫡”这一主题下表现得更为丰富：靖王在庆国公一案中的公允、私炮房一案中的以民为先，以至于靖王被册立东宫太子、主持兵部改革时，户部尚书对兵部尚书的“好好做事”的提醒，无不显现出靖王作为一个新王重开大局的气象。这一切，都可化归于剧中萧景睿的一句话“君者，源之流也”。

　　相关论者虽与剧中人一同欣喜于“政治清明”的实现，却依然将此剧称之为“政治春梦”一场，这多少是与历史情境比照下的感慨。最近已有论者推测与剧中朝代颇为相似的是南梁，剧中梁王与历史上的梁武帝颇多相似，朝局的内忧外患也颇多可比，但像靖王、林殊一类人的存在，便成了此剧最大的架空，也是这场“政治春梦”的缔造者。

　　于是，这场剧中的“三观很正”“政治清明”都是建立在一种大乱的格局下的，否则这场肃反运动至少不会显得这么轰轰烈烈，主人公们也不会这么像孤胆英雄。保守一点说，剧中人物的政治情怀多多少少是靠他们敌对者的失义反衬出来的。

　　但剧中另有一种政治价值，最明显的便是来自那位朝堂论礼的周玄清老先生。他入殿之时惊动梁帝起身相迎，这是宿儒大师所享有的尊崇。在这样一个于天子殿前连施两礼的剧中人物面前，林殊把礼部的牌子丢进火坑的动作都略显轻浮。

　　与此类似的情节还有春猎。剧中借林殊之口介绍说，春猎更多是仪典，春季万物复苏不宜杀生。若不过分追究朝代，则前人的律例释文中曾有阐述，“春蒐（音同“搜”）……春时搜索，兽之有孕者则放之。”《礼记》中记皇家田猎，更有“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之礼。剧中春猎只是仪典，故不入行宫，正如靖王所言，这是祖制。与朝堂辩礼一样，这是梁帝都不可违逆的。

　　与观众们更能共情的“情义千秋”“政治清明”这些概念相比，“礼”之一字是相对陌生的，但它也许能提供一种更博大的中国古典政治的图景。它不只表现为那些考据严谨的礼节，更是一种内心和外在的秩序。即使是在观众所认同的“政治清明”中，里面已然包含了一种君臣位分。而我们生活在一个“礼”应该被强调的时代，更能依稀从此剧中感受到一种敬意，这种与古代礼制的近距离体验，也是此剧的难得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