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不仅是一个名称所代表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范围，还有其历史、文化、社会、民族等各方面的意义。

　　早期的地名实际上反映了族群分布。如商朝人，几乎将所有做过都城的地方都称为“亳”，早期迁移到的地方也命名为“亳”。

　　早期的地名后来成为国名，成为朝代的名称，其实开始往往是指具体的地方，例如秦、汉、魏、晋、宋等。以“汉”为例，来源于汉水，因为有了汉水，才有了汉中等地名。

　　地名的迁移也反映人口迁移或民族的迁移。比如汉高祖刘邦的祖籍是丰县（今江苏丰县），他父亲长期生活在丰县。刘邦做皇帝以后将父亲接到关中，尊他为太上皇。但太上皇却闷闷不乐，表示住在关中不开心，因为听不到乡音，看不到邻里斗鸡遛狗，吃不到路上卖的饼。于是刘邦下令将丰县居民全部迁至关中，为他们建一座新城，完全模仿复制丰县。据说复制非常成功，移民将从家乡带来的鸡狗放在城里，都能找到原来的窝。这座新城被命名为新丰，就这样，丰县的地名被搬到关中。类似这样的例子历史上不止一个，所以我们往往能看到早期地名从北方搬到南方，从中原移到边疆。

　　很多地名本身就记录了一段历史，最典型的是今山西、河南两个县的名称：闻喜和获嘉。闻喜本是西汉河东郡的曲沃县，汉武帝经过时获悉平定南越叛乱的喜讯，即改名闻喜。当汉武帝行经河内郡汲县新中乡时，又传来了发动叛乱的南越丞相吕嘉被俘获的消息，即下令在此新设一县，命名为获嘉。

　　还有很多具有纪念性质的地名。从早期将黄帝陵所在地称为黄陵，到近代全国很多以“中山”命名的地点，如中山路、中山大道、中山公园、中山市等。

　　有一些地名反映一个阶段或一段时间的观念和价值趋向。比如民国年间冯玉祥主政河南时设博爱县、民权县，台北市有忠孝路、信义路、仁爱路等。各地有不少地名以自由、民主、和平、幸福、解放、复兴、建设等命名。

　　有的地名是地理环境的反映，而命名时的情况与当前不同，这类地名在研究历史地理时很有意义。比如河南与河北划分是以黄河为界，但也可发现，河南省有一些地方跨到黄河北边，所以地名本身归类是一回事，但以后发生了变化，这变化恰恰为研究历史上的地理环境变迁提供了依据。

　　还有一些地名体现了近代殖民的历史。比如东北的一些地名，在俄国入侵之后被换成俄国地名，香港被英国占据后，很多英国地名就被搬到了香港。

　　地名如果只是记录它所代表的空间范围，那么它是纯粹的地名。实际上，地名所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

　　“中国”这两个字最早是在一件青铜器上发现的，考古学家称之为“何尊”。尊上有铭文，铭文上面出现两个字，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最早的“中国”二字。铭文的大意是：武王在攻克商朝首都后，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向上天报告：“我现在占有了中国，准备把它当做自己的家，并且统治那里的民众。”

　　“中”“国”两字最早都是象形文字。“中”本来是一面特殊的大旗，是商朝人为召集他的部队和民众集合用的标志。由于集合时这面旗帜总是处于中间，以后就衍生出“中心”“中央”“最重要的”等意义。“国”（繁体为“國”）中间的“口”表示人，有几个口就是几个人，所以称为人口；“口”下面的一横表示一片土地，无论生活或生产都离不开自己的土地，所以还得有人拿着戈守卫；为了更安全，需要在四周筑上一道城墙。所以“国”实际上是有围墙的、有人守卫的一个居民点，一个聚落，一座城。

　　处于中心的、最重要的国，这就是中国。商与西周的国都很多，春秋初期还有1000多个。在这么多国中间谁有资格称为“中国”呢？只有最高的统治者，比如商王以及后来的周王，他们居住的地方才有资格称为“中国”。“中国”是天子所在的国。

　　东周时，天子的地位名存实亡，各诸侯国间相互吞并，国的数量越来越少，国土越来越大。到战国后期，只剩下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和若干小国，所以诸侯都开始以“中国”自居。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秦朝，称皇帝，自然便称“中国”了。

　　以后历代王朝都自称为“中国”，“中国”概念从一个点扩大到整个国家，甚至包括边疆的少数民族的政权。比如契丹人建立辽朝，到辽朝后期，也认为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南北朝时，南朝、北朝都称自己为“中国”，隋、唐统一以后它们都成了“中国”一部分。“中国”实际上成了这个国家的代名词。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开始有了“中华”和“中国”两种简称，以后基本都用“中国”了。

　　现在社会上出现一种随意更改地名的现象，中断了历史的延续。一些地名，特别是县名和县治所在，从秦汉时期沿用到现在，2000多年来，不仅名字没有改，地点也未曾发生变化。但其中的一些地名被莫名其妙地改掉，从此就消失了，与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一些大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地名也消失了。

　　近年，一些地方又盲目恢复古地名，却往往张冠李戴，移花接木。从更改、消失再到恢复的过程，总是会产生许多麻烦。比如，沔阳是从南朝就存在的地名，后设置过郡、县、州、府、镇，但到1986年，沔阳县被撤销，建仙桃市。而仙桃此前只是县治所在镇的名称。荆州市一度改成荆沙市，后来又恢复。襄阳与樊城改称襄樊市，现在又恢复为襄阳了。一些地名本来在历史上非常重要，或是与一些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有关，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与此同时，任意恢复古名的举措产生了不少后遗症。

　　更改地名，对个人和社会而言都有割断历史的危险。尊重地名，就是尊重我们的文化历史。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