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一些剧院团把目光投向了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并进行了舞台剧的改编和演出。实话说，将小说《红高粱》的艺术主旨和艺术精神，通过战争题材尤其是抗日题材表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莫言原著的重心不是表现战争。其次，从整体上说，我们一些艺术家还缺少把握战争题材的艺术能力。我们可以描述战争的场面和过程，但在挖掘战争中人性的深度、高度、丰富性和复杂性上还有所欠缺。

　　山西省晋剧院的《红高粱》（编剧龚孝雄，导演石玉昆），是诸多改编中独具特色的一部。它把原著中的自由、热烈、红色、激情、血性、无拘无束和狂野奔放的原始生命力，与自发的抗战、民间的抗战、田野的抗战、农民的抗战、土匪的抗战等另一种生命力很好地糅合在了一起。整个故事构思完整、跌宕有致、演出流畅、传奇色彩浓郁，成功地塑造了九儿、罗汉、于占鳌等诸多艺术形象。

　　我不知道莫言创作《红高粱》时，是否受到了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影响，但是从小说的艺术形式和语汇却明显可以看出他对“再陌生化”“再民间化”“再野蛮化”的追求。正是在这一点上，导演石玉昆加强了对原著意象、意境的把握，而且通过舞台手法富有创意地将其处理和放大。从全剧开场前的满台红高粱（实景），汪洋无际、骄阳似火，到第一场的大段“颠轿子”舞蹈，全部都是红色，火色、血色。整出戏：颠轿、劫道、野合、敬酒神、高粱地里的抗战，几乎就是一部红色狂欢、血色狂欢。

　　饰演九儿的青年演员师学丽师出名门，唱做功夫可圈可点。第一场的“坐轿”、第二场的“椅子功”、第三场的“骑驴”，都展示了她高超的表演技术和技巧。难得的是演员全场“踩跷”：所有的圆场、台步，包括“椅子功”，都得在“跷功”状态下完成。这一方面体现了演员的全面艺术功力，另一方面也呈现出导演的神奇运思和大胆创造，使多年不见的艺术“遗产”有了现代的生命力。

　　这个戏最值得一提的是舞美设计。戏曲舞台的舞美，应该空灵、简约、诗化。但这出戏的舞台上反倒满台全部都是实景红高粱，开演前就有了惊讶、疑虑和悬念——观众心里在打鼓，戏曲有这么排的吗？演出过程中，大家才明白，演员所有的表演丝毫没有受到影响。满台的实景可以随着剧情和表演的需要，自由上下滑动。例如“野合”一场，实景展现的是真实的高粱地，于占鳌和九儿把成片真实的高粱踩倒于脚下，当此幕结束时，高粱也就“下场”了；当需要突出台上的表演，有高粱作为背景时，灵活而巧妙地使用了LED和三维投影，不但使舞台演出效果更加丰富丰满，而且也使舞美实质性地参与了艺术创作和人物形象的表现。《红高粱》的舞美处理，既完好地保留了晋剧艺术的本体和本性，又增强了舞台表现力，被广大观众所喜爱。

　　戏剧的舞台美术，理应是戏剧艺术表现人物和形象的重要部分，是艺术整体的有机组成，它不具备游离于整体艺术之外的独立性。如今，很少有戏曲艺术家使用充塞满台的、只是单纯写实再现外在环境的舞美设计。但是反过来说，一味追求所谓的空灵、诗化，或所谓的装饰化和风格化，也未必就好。艺术的“如何表现”，总是为“表现什么”服务的。不能表现人物、不能塑造形象的舞美，不能算是成功的舞美。具体作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晋剧《红高粱》跷功的化用、实景的妙用，带有创造性。这两点，不只是演员和舞美设计者的创造，也应该属于导演的统一构思。这两点给了我们启示：艺术创造和艺术创新没有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