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西安肉夹馍，人们可能会联想到街边的廉价小食店，匆匆行人手里的便捷代餐，别具古城特色的风味小吃。如今，它却增加了一个“高大上”的身份——西安肉夹馍日前正式列入陕西省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说到“非遗”，人们很容易想到古琴、昆曲这种殿堂级别的文化形态。还有些人存在误解，以为所谓“遗产”，必定是那些已经失传、或者濒临失传的古老文化。跟这种文化形态相比，大街小巷寻常可见、三五块钱一只的肉夹馍，似乎很难跟“非遗”联系起来。何况陕西本身就是文化大省，各种出土文物、文化遗迹、艺术传承浩如烟海，若论文化，仿佛怎么都轮不到西安肉夹馍啊。

　　这种观点其实是对“文化”的误解。何谓文化？不同学科争论不休，但谁都无法给文化下一个精准的、无异议的定义。一种文化形态的构成，从核心到外围大体有三个层次：价值观、制度和器物。这三个层次贯通整合，形成浑然一体的文化形态。

　　器物，尤其是不以艺术形态表现出来的器物，是重要的、但又常常被人们忽视的文化形态。但实际上，这些器物是一个社会、一个文化群体形成独特生活方式的重要构成，是广大群众最容易接触到的文化层面。陕西省在评价其列入第5批非遗名录的项目时候，认为它们都具有浓郁的陕西特点，有的展现陕西传统文化和民族民间文化创造力的杰出价值；有的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有的则是促进陕西地域文化认同、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有的则见证了陕西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西安肉夹馍作为广受知晓的陕西美食，无疑当得起这些评价。

　　我们强调传承传统文化，提及最多的是价值观层面。但实际上，价值观属于抽象的范畴，必然要落实于具体的制度和器物，才能焕发生命力。如果抽离了制度和器物，价值观就沦为了纸上空谈。反过来，制度和器物的创造和运用，也要体现价值观。如果只有功能性应用，而没有价值观的承载，那么也很难归入到某种文化的范畴。

　　不久前，在浙江乌镇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陪同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参观了一家筷子专卖店。两位大国领导人，为何有雅兴谈论一双小小的“筷子”？就因为筷子是中国文化的一张独特名片。它早就不仅是简单的进食用具，而是形成了厚重独特的文化，融入传统中国文化的谱系之中。筷子文化与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礼仪规制、精神品格甚至哲学思想互相融合，博大精深。如果剥离了这些思想文化内涵，将筷子简化为一种单纯的进食用具——比如粗制滥造、价格低廉、用后即扔的一次性筷子，很难想象它还能引起两位国家领导人的谈兴。

　　一方面要珍视器物身上承载的精神价值，另一方面也要珍视承载精神价值的器物。小小肉夹馍看似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却具有巨大的文化潜力。如果仅就器物本身而论，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未必就比肉夹馍高明，甚至大众电影、流行音乐都不见得是多么出类拔萃的艺术，但凭借其身上承载的强势文化，它们就能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世界范围内不同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成为文化输出和文化渗透的利器。同理，当中华传统文化日益觉醒复兴，凝聚着中国人几千年来实践结晶的中华器物，也必定能型塑我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并在更大的范围内，影响人类社会的生活面貌。

　　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努力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延续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华，展现精神魅力。文化是一种整合性的形态，既要注重价值观的传承，也要注重制度和器物的保护。在东亚文化圈里，韩国泡菜、日本和食都已列入世界非遗名录。博大精深的中华美食文化，以及中华文化独特的生活方式，都应该得到更广泛、更深入的挖掘整理，使其承载的文化价值获得更广泛的认同，为人类的文化文明贡献更多姿彩绚丽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