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给人们带来了惊恐和不安。在这场抗疫的全民战争中，我们的党、政府和人民都经受着考验。疫情防控不只是医药卫生问题，各项工作都要提供支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广大音乐工作者挺身而出，用歌曲艺术形式，记录抗疫历程，礼赞抗疫英雄，讴歌抗疫过程中体现出的民族精神。

　　应该说，广大音乐工作者对抗疫的反应是迅速的，歌曲创作非常丰富。但毋庸讳言，数量虽多，但质量参差不齐。在大量优秀歌曲之外，也出现了些许苍白空洞、投机应付、游离主题之作。这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考题：人民和社会需要怎样的抗疫歌曲？

　　歌曲是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类型之一。抗疫时期的歌曲，应当符合这一特殊时期的特别要求，应当具有激发斗志的鼓动性、群体意志的凝聚性、深沉情感的宣泄性、滋润人心的艺术性。这种总体特征，又表现在四个维度上。

　　一是抗疫歌曲应当具有主题思想提炼的高度。抗疫歌曲无疑应书写疫情的肆虐和人们的抗争，生动讲述抗疫一线的感人事迹，讲好抗疫的中国故事，凝聚众志成城的抗疫意志，抒发人们同舟共济、英勇奋发的情感；更应在对疫情灾难的书写、表现中，不断为人类和社会提炼进步的思想观念。这有赖于歌曲创作者提炼作品主题、升华思想高度的能力。从目前受到群众欢迎的一些歌曲来看，创作者们已从多个方面提升了抗疫题材主题思想的高度，对生与死、危险与安全、隔离与牵挂、团聚与分离等题材以及这些题材所引发的对生存境况的关注、对生命状态的深思等，进行了艺术表现。如《多难兴邦》（周立荣词，孟文豪曲）等歌曲，就将抗疫主题与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主题联系起来，从国家发展层面，升华了思想高度。又如《每个人的战争》（唐跃生词，姚峰曲）等，直面灾难时期人的精神状态问题，赞扬了逆向而行、风雨兼程、“这是每个人的战争，各尽所能就是新的长城”的抗疫精神。还如《生命之歌》（方石词曲）等，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为宏观视阈，对主题思想进行深度开掘，拓展了抗疫歌曲的思想价值。

　　二是抗疫歌曲应具有对现实生活体验的深度。创作者既要有对这场全民战争的“感性”“主观性”认知，又要有对这场战争认识方面的“理性”“客观性”升华，这要求创作者对抗疫的现实生活有深切体验。创作者对现实生活体验的深浅，又具体表现在能否做到聆听人民心声，将个体体验融入民众的群体意识之中。这要求抗疫歌曲的创作者，既能将群体性的意志——抗疫，进行个体性的体验；也能将群体性的题材——抗疫，进行个体化的艺术表达。只有深切反映群体关注的主题，凝聚群体意志，勃发群体激情，引发群体共鸣，真正做到“自我”与“大我”的结合，才能得到听众的认可。

　　三是抗疫歌曲应当具有情感表现的温度。抗疫时期，各类人员的情感表现是直观的、深沉的、集中的、迸发性的。目前抗疫歌曲情感表现的温度，主要体现在：对人城一体、家国同运的家国情怀的弘扬，如《多难兴邦》《武汉力量》（田清泉词，罗秦川曲）等；对抗疫一线医务人员、科研人员、人民子弟兵等的颂扬，如《天使在人间》（周兵词，子荣曲）《最亲的人》（冰洁词，孟勇曲）等；对全民参与抗疫战争、万众一心克服时艰的担当精神的张扬，如《每一朵小花》（唐跃生词，巫定定曲）等；对疫情灾难造成的分离、不幸、苦难、创伤等悲悯情怀的抚慰，如《妈妈，你去哪儿啦》（杨玉鹏词，焦明曲）等。总之，抗疫歌曲对人心向善、构筑人类情感的大情大爱发出了呼唤。“唯乐不可以为伪”，在充满情感表现温度的抗疫歌曲面前，那些缺情少意、虚情假意、矫揉造作甚至无情无义的“作品”，显得多么苍白无力。

　　四是抗疫歌曲应当具有艺术表达的精度。歌词与音调旋律创作，是歌曲创作者艺术表达的基础手段。当前抗疫歌曲质量上的参差不齐，与抗疫歌曲创作者的艺术表达能力密切相关。某些应景式的、蹭热点的、作秀炫技的、苍白空洞的所谓“抗疫歌曲”，除了缺乏主题思想提炼的高度、现实生活体验的深度、情感表现的温度之外，轻视、忽视艺术表达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聆听那些被人们认可、在社会上产生影响的抗疫歌曲，可以发现，所谓抗疫歌曲应当具有艺术表达的精度，实质是要求我们的创作者，依据抗疫歌曲的主题，依据人民和社会的需求，依据人民大众的审美情趣，尽可能精准地进行艺术表达。

　　愿更多更优秀的抗疫歌曲问世，为打赢这场抗疫全民战争提供充沛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