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雯 漫画

    近日发布的《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报告（2014）》指出，中国要根治雾霾问题最快至少需要15年至20年左右，建议适时开征环境税，用经济手段治理雾霾。您认为，开征环境税，能否缓解环境污染？

    不要再以治霾之名增加“消费税”

    为了治愈某种社会问题或者为了达成某种政府需要，首先想到的有效工具就是开征新税，此之所谓“税收工具主义”。曾有地方“以经济手段调节”收过各种奇怪的费，都属此例。《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报告（2014）》建议适时开征环境税，用经济手段治理雾霾，也给我这样的感觉。

    “用经济手段治理雾霾”貌似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实则工具主义。比如，私家车已经缴过燃油税，难道不算“用经济手段治理”吗？事实上，我国类似税种已经有很多，凭空再来一个环境税，不仅有重复征税之嫌，更会走入一个“先污染后征税”的怪圈。

    过去，很多地方牺牲环境换发展，对污染行为睁一眼闭一眼。换句话说，环境污染现状，地方政府本身负有重责。这下倒好，地方政府反而能够借此收税，那它为什么还要重视环保，还要花大力气治理污染呢？污染治理好了，不就没环境税可收了吗？

    按照“税收之债”理论，税收之债虽然只是纳税人对政府的单务之债，但是政府作为债权人也应承担相应的义务。既然开征环境税的目的如此鲜明，那么，政府部门能给纳税人怎样的承诺？收了税办不好事情怎么办？拿环境税来约束企业和个人，又拿什么来约束收税者？

    另外，我更担心的是，环境税会不会成为“养人税”，让一帮污染环境的罪魁祸首，反而成为最大受益者？征环境税与治好雾霾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如果以为要做好什么事情，只需收税即可，未免天真。

    也许有人会说，环境税主要针对的是企业而非个人，公民无需担心。问题是，羊毛肯定出在羊身上。去年，辽宁向沈阳等8个城市开出了总计5420万元的“雾霾罚单”。挨罚的当然是地方政府，真正埋单的却是当地纳税人。环境税，最后大概也是同样的效果。

    当下，由消费者实际承担却记在企业功劳簿上的所谓间接税已经够多了，不要再以保护环境治理雾霾之名，给消费者增加新的“消费税”了。（舒圣祥）

    以税治霾值得期待

    既然根治雾霾问题最快至少需要15年至20年左右，那么治理措施我们只能作次优化选择——加快环境税收立法，以费改税，通过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改变企业的经营行为，取得环境保护的最佳效果。

    长期以来，环保部门通过制定排污标准并收取排污费，来促使高能耗、重污染企业节能减排，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但也带来很多弊端。首先，排污费只有在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后才收取，这导致很多未“达标”的污染企业无偿使用并污染公共环境资源，却无需对污染行为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同时，排污费定额收取，加之追求GDP下政府监管不力和失位，使得缴纳排污费成为污染企业合法排污的理由，费用一交，污染更加失控，严重戕害环境。

    立法开征环境税，不仅仅是简单的“费改税”字词转换，而是从国家法律层面建章立制，本着“谁污染，谁负责，谁交税”的原则，有污染就有课税，不交、欠税的行为将由税法规制，并可能承担刑事责任。环境税的收取标准立足于提高排污成本，让违法行为得不偿失，转而积极减排防污，这对污染企业、责任人，尤其大能耗、高排污的企业，无疑是一种威慑和触动，有效促进其加强管理，节能减排，改善技术，加快企业转型升级。

    环境税的收取，一方面有利于环境保护、改善本身，同时还可以减轻巨额财政负担，并形成良性循环，进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升公民幸福指数，达致多赢局面。

    因此，立法开征环境税，是较长时期内无法根治雾霾问题的现实选择，也是有益尝试。当然，作为一种次优选择，不能指望随着环境税的开征，雾霾治理立竿见影。环境税开征，是撬动经济杠杆保护环境，还需配套提供完善的法律杠杆等，对恶意排污和监管不力行为均应有效规制。只有多管齐下，通过法律、税收、金融、技术等一系列改进举措，把好环境污染预防和治理两道关口，才能取得满意效果。（符向军）

    环境税驱散不了雾霾

    开征环境税若能缓解当下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估计多数人会举双手赞成。问题在于，环境税有“一税封喉”的作用吗？

    作为一种惩罚性质的税种，环境税通过征税让排污企业付出更多经济成本，进而迫使其更积极主动地加强环保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环境污染。我国虽然没有专门的环境税，但具有环保作用的税种有资源税、消费税、车船使用税、车辆购置税、地建税、土地增值税等6种；此外，我国还对环境污染行为实行排污收费。

    既然并不缺乏治理环境的经济手段，而且征税和排污收费制度的实践效果差强人意，为何指望同样作为经济手段的环境税就管用呢？开征环境税前必须要厘清的问题是：现有的税种和排污费制度为何没能起到应有的规制作用？拟征的环境税究竟在哪些方面优于环保税种和排污费制度？若只是将上述税种合并为一种独立的专门环境税，或者另开征一种专门环境税，再或者简单地将排污费改造成环境税，可能依然无法遏制肆虐的雾霾。

    退一步看，即便环境税可以避免排污费征收中的权利寻租现象，使征收得以规范、受到监督，却依然面临一个“两难”困境：若在生产环节征收，企业必将通过提高产品价格，将税负如数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企业自身不会因环境税感到压力，也就没有动力去改善产品的结构以实现节能减排；而消费者感受到的只是价格的变化，甚至都不知道产品价格中含有这一税种，环境税当然也无法调节消费行为，从而重蹈“企业污染社会负担”的覆辙。若将环境税放到消费环节征收，当然符合谁污染、谁负责的原则，但由谁来计算一个产品从上游到终端的碳排放量？怎么计算？碳排放的计量困难必然加大管理成本，或者带来一刀切，或者产生选择性执法。

    环境税作为治理环境的一剂良药，有其独特的适用条件。开征环境税必须考虑现有的社会环境，以及与相关法律制度和政策措施的协同性，否则，环境税难言有效。（徐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