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小莫 漫画

　　15日傍晚，记者从温州市政府相关部门了解到，平阳县副县长周慧辞职一事是真的，只是还没走完程序。周慧38岁，在同事眼里极具才华，仕途一片看好，却在辞职感言中声称要追求自己的生活。感言信中写道，“简单来说，辞职只不过是换工作，换地点。但如果这个职位是个官位，而且是个有点分量的官位，事情就变得复杂了，如果辞官的这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前景还被看好的话，情况就更引人关注了。”（7月16日《今日早报》）

　　希望“仕途看好副县长辞职”有一天不是新闻

　　这位副县长的辞职引发了轩然大波。现实生活中，虽然也见到过一些官员辞职，但多是“车到码头船到岸”，已经到了一定年龄，没有多少上升空间，或者位置比较边缘，没有多大意思。一般而言，身在重要位置，本身年富力强，处于上升通道，这样的官员辞职较少。而这位辞职的副县长，身处的位置可谓“肥”，只有38岁年龄可谓“美”，“肥美”于一身，难怪引起关注，成为新闻。

　　其实，副县长辞职不应该成为新闻。什么叫干部能上能下？辞职就是彻底的下。用世界眼光，看看国外，不要说副县长这样的“八品芝麻官”，就说更大级别的官员辞职，也只是“悄悄地走正如悄悄地来”，不激起半点涟漪。副县长这样的官员，在一个县算了不起，放眼到全国又算多大的官？在一个县，辞职是一件大事，放眼到全国又是多大的事？从这一意义上讲，副县长辞职在一个县成为巷议正常，影响越了市过了省，就有点不正常了。

　　更何况这位副县长，平时也没有多少公众知名度，也没有过什么轰轰烈烈的新闻事件。而且，这位副县长辞职，也是事出有因，并非公众理想中的“不愿同流，所以弃流”。温州市委外宣办一位负责人称，这位副县长辞职是基于个人原因，“其实，这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事情，据我所知，周慧的家庭条件比较好，家人在意大利。家里的意思是，在县里工作那么辛苦，还不如和家里人团聚比较好。如果还在岗位上，就难以和家人团聚，他也不愿意当裸官，所以权衡利弊之后，他作出了辞职的决定。”说来也是权衡的结果，不足为奇，没有狗血的剧情，也没有热血的情节。

　　副县长辞职成为新闻，而且成为一件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新闻，况味值得思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整个社会的职业选择应该更加理性和多元；随着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官本位的影响也会越来越淡漠。公务员这一职业虽然收入稳定保障好，手中有权地位高，是一个让人向往的职业，但也不是唯一向往。过于关注副县长辞职，一定程度上说明，其一，虽然有了干部能上能下机制，但运转的普遍化和制度化并非如人所愿，真正下的、辞的官员还是稀缺了一点；其二，整个社会对于公务员群体还有着特殊的情结，特别是对一定级别的官员还有着特殊的联想。

　　副县长辞职不应该是新闻，正如浙江省社科院社会所所长杨建华教授所云，“如果连部长等高官的辞职，大家都觉得很平常很普通，那才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良好状态。”应该相信，副县长辞职会有一天不是新闻。这基于三方面考虑，一是现在当官确实没有以前那么有面子了，整个社会的就业取向越来越多元和理性；二是现在当官确实没有以前那么舒服了，工作压力比较大；三是现在当官确实没有以前那么快活了，权力得到了遏制，各种隐形福利也逐渐烟消云散。

　　衷心希望副县长辞职不是新闻的那一天，能够早点来到。（毛建国）

　　想过“自我掌控的生活”的官员辞职值得尊敬

　　一个风华正茂，有着美好前途的副县长，竟然选择了辞职，的确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而他辞职的理由，只是想要自由，想要过一个“能自我掌控的生活”，如此，想要不引起公众关注，恐怕是很难的。

　　官员主动辞职，周慧并不是温州第一人。温州曾出现过官员“下海热”、辞职热。比如2003年4月，温州市两位副市长吴敏一和林培云，以及56岁的温州市政府秘书长何包根、副秘书长王运正同时辞职下海。官员辞职放眼全国，更不是什么稀罕事。

　　官员辞职，在我看来，一种原因是纯粹的，只是想过自己的生活，比如这位副县长，只是想换个环境、换种活法。而且他也有底气这么做，家庭条件比较富裕，他的大家族都在意大利，如果还在岗位上，就无法和家人团聚，这种辞职就是“纯粹”的，不带功利目的。这种官员辞职应该给予鼓掌。要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毅然辞掉现有的官位，在现实中，许多官员宁愿自杀，也不愿意辞官。据媒体不完全统计，自2003年8月底至2014年4月初，各级官方认定为自杀的官员达112人，其中省部级官员8人，厅级22人，处级30人，处级以下52人。宁愿自杀而不愿辞官，可见官位的诱惑力之大。周慧能突破这一点，实在难能可贵。还有一种是别有用心的辞官。这边刚辞了官，接下来，马上进入企业工作了。据报道，2013年以来，广州市已有6名处级以上官员辞去公职进入企业担任高管；而最近8年来（2007年至2014年初），广州市有11位处级以上官员“下海”，其中8人出自城建系统（曾长期在国土、规划、建设部门任职或分管城建工作），7人选择进入房企任职。对于这样的官员辞职，则需要警惕。我国公务员法第102条明确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显然，这些官员的辞职既违犯规定，又是功利极强的。

　　周慧辞官之后，究竟会做什么，我们不妨拭目以待，如果真去了意大利，以后的工作与现在的官位没有半毛钱关系，这种纯粹的辞官，值得尊敬，毕竟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王军荣）

　　就让辞官“像换了份工作”一样轻松寻常吧

　　副县长辞官，热议一片。所谓的热议，多是诛心之论的私人想象：放下锦绣前程而归寂于乡野，这背后会否挟裹着“难言之隐”呢？譬如官场黑幕，抑或逆淘汰云云。在权力笼子收缩，拍蝇打虎正酣的当下——高官辞职，似乎更容易让人浮想联翩。这也不奇怪，因为中国的官场，确实鲜有像样的“辞官文化”。

　　这话当然不是要抹杀笃定的辞官个案。历史上，花美男潘安就曾在《二十四孝》里流传有“辞官奉母”的故事。清代“禁烟英雄”林则徐则在《训大儿汝舟》中，喊儿子辞官回家读书……至于辞官从教或从医的名人掌故，就更是多如牛毛。但不得不说的是，尽管辞官现象不鲜见，但多是受制于“外因”，且恋战官场的价值传统恐怕更为醇厚。

　　这离不开三重现实因素：一者，千百年来，中国“学而优则仕”的理念影响深远。就像一位长辈给周慧发去的信息把他的辞官形容为“晴天霹雳”“大家庭的巨大损失”一样，尽管实体经济重新归位、重农抑商等积习也跌宕殆尽，但更多人还是习惯于将“官”排在360行的前列。二者，不少人将官场视为名利场，官员职位的溢价被无限高估。因此，即便是在“公考退烧”的当下（最新数据显示：全国有21个省份组织了2014年公务员招考，共计划招录10.18万人，数量比去年减少了1.54万人，降幅为13.2%；报名确认人数256.36万人，比2013年减少了36.09万人，降幅仅为12.3%.）公考降温，其实仍是传说而已。三者，公众容易对辞官现象大惊小怪，实在是因为官场辞职太过“小概率”了。这些年，责任事件此起彼伏，但引咎辞职几乎难以窥见，加上各种“问题官员复出”如走马观花，“死也不辞官”似乎成了板上钉钉的铁律。

　　这两年，无涉官场臧否的辞官现象似乎渐渐多了起来。去年9月，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辞职加盟格力。此后不久，广东、浙江等地相继曝出区级官员、公安干部辞职下海；甚至在安徽某市，去年5个月时间内先后有4名基层“一把手”请求辞职。何况，温州本就是个敢于冒险、敢于先试的城市，辞官有着更为宽宥的历史与制度土壤。也许周慧的请辞，确实无须过度解读。再说，于社会而言，辞官若能祛魅，不仅能真正平抑逐官、媚官的冲动，或者还是矫治人力资源配置结构性失衡的一剂解药——将优秀人才从官场中分流出来，真正百舸竟流，有什么不好呢？

　　在今天，“遵循自己的内心”，也许比遵循世俗的度量衡更难能可贵。一个官员重新选择了自己的职业愿景与生活方式，也许的确与“官”并无多大关系，仅凭这份从容与恬淡，起码还是值得人们尊重、值得为之鼓掌。有一天，但愿中国的官场文化与制度，能让辞官轻松寻常得果真“像换了份工作”一样。（邓海建）

　　仕途看好的副县长辞官也应过好离任审计关

　　人各有志。周慧想换一种生活方式，那是他的自由。别人也许不理解，也是“夏虫不可语冰”的事。为官者总是少数，无官可做未必不可大有作为。所谓“大德不官，大德不器”，对周慧来讲，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过自己能够掌控的生活，也许会走得更好。

　　不过在我来看，仕途看好的副县长辞官，也不应一辞了之，还应过离任审计关。现在，官员离任要审计，要过审计关，基本上已成惯例。但对辞官（职）者而言，却很少涉及，这其实是个缺漏。

　　时下，有些官员辞职后拍拍屁股就走人，一走了之，从此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给继任者造成了工作上的被动。有的在任内违法违纪，胡作非为，辞职之后没有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

　　对辞官者进行离任审计，首先体现了一种制度的公开和透明，是依法监督、依法行政的有效手段。其次，对当事人也是一种解脱，澄清了人们的传说和猜测。这是法治社会，阳光政府应有的题中之意，并不是和某个人过不去，各方面都应该以一种平静的心态来对待这件事。这不是针对周慧一人，而应成为一种制度长期坚持下去。（张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