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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8日，超过33亿元的国有资本正式划拨到新成立的山东省社保基金理事会名下，山东能源集团、山东机场公司、山东盐业集团3家省管国企30%国有资本被划转充实社保基金，这不仅标志着山东省国企改革走出了关键一步，更意味着在中央文件中已经出现长达11年的“划拨国有资产充实社保资金”终于不再是“纸上谈兵”。根据山东省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未来几年内，山东省将完成全部省属国有企业股权的划转。（5月19日《第一财经日报》）

　　划转国资充实社保，山东在全国开了个好头

　　“划拨国有资产充实社保资金”早在2004年就已正式提出，只可惜一直停在纸上。山东此番在全国首次划转国资充实社保，因此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在老龄化日益严重和养老金缺口不断扩大的当下，山东划转国资的行动应该引发更高层面的关注，并在更大区域内获得跟进。事实上，国资划转社保是多赢之举：对国资的“全民股东”而言，这能够体现国有资本全民所有、全民受益的理念；而对社保基金来说，有望因此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同样，站在国企的视角，社保基金作为新股东的加入，也有益于改善其资本结构实现股东多元化。

　　当然，划转国资能否为社保基金提供有效的资金来源仍然要观其后效。因为，在社保基金转让其持有的国企股份之前，实际能够持续获得的只是这部分股权对应的国企分红，而分红的多寡，又与相应国企的持续盈利能力紧密相关。正因为如此，充实社保其实不应该只有划转国资一种途径。

　　相比划转国企股份，提高国企上缴国家红利的比例，充实社保的效果也许要更为明显。当前，国企上缴国家红利比例不仅很低，而且大部分都是“取之国企用之国企”，真正用来充实社保的微乎其微。利用国企上缴分红充实社保，因此具有很大的空间。

　　除此之外，政府财政本身也可以直接充实社保。比如在德国，为解决法定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政府曾在1997年提高增值税率一个百分点；于1999年开征生态税（4芬尼/公升的燃油税、2芬尼/千瓦时的电力税等）。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燃油税或者资源暴利税也能用于充实社保，社保资金缺口还会那么大吗？

　　山东划转国资无疑给充实社保开了个好头，而公众的期待，不只在于更多地方都能效仿山东划转国资的做法，更在于划转国资之后，还能有提高国企分红、加大财政补贴等，更多充实社保的“国际惯例”早日走入现实。（舒圣祥）

　　国资划拨社保，是补血也是造血

　　国资划拨社保，是国有资产反哺国民养老保障的体现，也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

　　目前，在职劳动者缴纳的养老金费率较高，都感觉“参加社会不划算”，但即便如此，社保基金也不能从容地为公众的明天养老，就是因为隐性债务是社会养老可持续的最大困扰，说白了就是养老金缺口较大。当然，健全养老保险制度的缓迟，中国老龄化社会的进程，是造成养老金缺口日益扩大的主因，同时养老金费率太高，也让提高费率充实社保没有多少操作空间。国资划拨社保，既可以确保社会养老的可持续性，也为降低当前劳动者的养费率提供了可能。

　　由于早期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巨额投入，国企又长期处于稳赚难赔的垄断地位，国有资产积累成了一个巨量的资本。那么，将其中的一部分划拨到社会养老上，这是老百姓的呼声、学界的共识，也是国有资产基本属性的应有之义——既然是国家的，就该是全民的。可以说，国资划拨社会基金，让养老基金有了可补充之源，不再是一潭死水，能底气十足地为社会养老提供保障。很显然，对于目前嗷嗷待哺的社会养老基金而言，这绝对是个利好，也有为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补血”的意味。

　　事实上，这一措施对国企而言，也不是坏事。划拨了30%的资产给社会养老，社会养老基金或将以新股东的形式出现在国企，会对国企提供运行和效率提供更高的要求，推进国企改革进程，也将刺激国企把压力转化为发展的动力。这就像是一个人献血，献血之后，造血功能受到新的刺激，就必然提升造血效率，满足新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看，划拨国资给社会养老，又能实现为国企“造血”的功能。

　　毫无疑问，这项改革也会面临一些风险和坎坷。但是，没有这样的改革措施，社会养老恐难以为继。山东率先启动国资划转社保基金，有非常强烈的积极意义，也可能成为地方政府探索养老金管理的新探索。让我们期待着“山东模式”在逐渐探索中良性发展，并最终推广全国，为我们的社会养老保险增添保障。（黄齐超）

　　国资划转社保，是考量改革的标尺

　　早在2004年，“国有资产何时划拨社保基金”便进入媒体提问视野，当时的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主政者就向媒体透露“一个由各个部门组成的国有资产划拨小组”已经成立，不过，直到5年后的2009年，所能公开获知的依然只是一份由国务院发布的《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此后的消息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再到山东此次破冰。至此，“国资划拨转入社保”，从提出到办法，从计划到破冰，已过去11年。

　　在深改关键年，任何破冰都值得深情注目。从只闻脚步声，到听到楼梯响，再到人下来，无论是资金缺口压力倒逼下的“被求变”，还是在改革浪潮中的积极主动求变，区别于“提高个人缴费率”、“延长职工退休年龄”的简单方式，“国有资产划转社保基金”无疑是值得欢迎的。

　　一个需要厘清的常识是，从产权属性或是从财产性质来看，国有资产和社保基金，同属于公共财政范畴。以优化配置、合理利用，提高运行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为目的的国有资产，与发端于满足社会共同需要、以政府为主体通过征集部分国民收入生产出来的社保基金，因其一致的公共属性，决定着相同的公共价值——着眼于现代社会公民福利的改善，保障整个社会保险体系的正常运转，具体来说，就是让更多人分享到国有资本收益，真正把缴费负担降下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于此而言，“国有资产划转社保基金”，有着天然的耦合路径，不仅能疏解社保基金所面临的账目亏空压力，也能促进国有资产的角色回归。

　　愿景在勾勒，理想在生长，当对“国有资产划转社保基金”满怀期待时，依然需要面对现实的隐忧。首先，11年的历史探幽，本就说明改革破除利益藩篱的艰难。如今，有了山东的首次破冰，能否在全国范围内得以真正的推进？其次，从根本上说，划转只是意味着代表资本的股权流向，如何预防和防范运营风险，同样值得审慎观察，尤其是在一些国企历史沉疴尚未得以肃清的大背景下，比如资本运营体系尚未建立、预算执行主体缺位等等。再次，面临着现实制度冲突。在现代企业制度中，既然涉及股权流转，必然牵涉到与公司法、预算法、证券法甚至是系列国有资产监管管理条例的冲突，如何规避行政之手的强力介入，实现规制范畴内的渐进调整？

　　总而言之，在历史长河中，“国有资产划转社保基金”会有它浓墨重彩的一笔，裹挟着理想，也要回归到现实。它的角色扮演，不应是历史进程中的单兵突进，既需要改革的决心和智慧，也需要现实制度格局的重塑，比如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比如市场经济体制的革新，比如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高亚洲）

　　国资划转社保基金，重在实际效果

　　1998年，中国建立养老保险制度，但隐性债务一直是这一制度的最大困扰。从2001年的国有股转持，到近年来提出的国企红利上交，再到现在的划拨国有资本，政府一直在想办法来缓解这一问题。这一问题真能随着国资划转社保基金而出现转机吗？现在回答为时尚早，必须用时间和实践观其后效。

　　2004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正式提出“采取多种方式包括依法划转部分国有资产充实社会保障基金”。11年后的今天，这一政策终于首次落地。划拨国有资本虽然是一大进步，但是否能够为社保基金提供有效的资金来源，目前谁也不敢打包票。

　　首先，从现实来看，假如国资划转社保基金能够化解养老保险的隐性债务，还用等上11年吗？还用得着山东去进行这项探索性、创造性的改革吗？由此可见，国资划转社保基金只能说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至于其如何体现国有资本全民所有、全民受益理念，如何提高社会保障能力，如何在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资监管体制发挥重要作用，还有很多困难要克服，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其次，从国企本身来看，一方面，国企的经营面临很多风险；另一方面，国企在效率和管理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尽管有专家认为，国有资本划拨社保基金对于国企和社保来说是双赢，但与此同时，社保基金作为新股东加入国企的董事会中，无疑会对国企的运营和效率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对国企也肯定是一种压力。如何将压力变为动力，将动力变成效益，考虑国企的水平、能力和智慧。

　　万事开头难，改革是大势所趋，硬骨头必须要啃。既然国资划转社保基金落地，说明化解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问题又多了一个办法。对此，国人无疑充满期待和憧憬。（毛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