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中国电影市场的人都知道，国庆这样的长假，国外大片是不能进入院线的。喧嚣扰攘中，《黄金时代》以其题材的深邃澄幽、叙述的冗长克制在一众国产影片中显得格格不入，在这个国庆，它给人带来了片刻的宁静与思索。可惜不是所有人都有耐心去梳理民国文坛错综复杂的纠葛，于是乎，票房惨淡也属情理之中。

　　影片围绕着萧红的三段感情展开，其实，核心只有和萧军的这段。被汪恩甲遗弃，是为了遇见萧军，与端木蕻良结合，某种程度上是对萧军爱的延续。片中，萧红自述：与萧军分开，是一个问题的结束，而与端木结合，则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笔者更愿意把这句话改成：与萧军分手，是问题表面的结束，与端木结合，则是问题的深层展开。萧红、萧军这对民国文坛伉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堪称传奇。一个在最好的年华，含恨放下了笔，离开人世；另一个则伴着风云际会，老来借回忆对方打发余生，寿终正寝。

　　影片太过注重萧红的情感变幻与传奇经历，而忽略了其个人遭际与文学创作的互文关系。简言之，影片对萧红的文学天赋，特别是其强悍的苦难感受力，语焉不详。鲁迅、胡风、蒋锡金等人浮于表面的溢美之词，根本无力说明一个被时代洪流裹挟的年轻弱女子何以能够写出《生死场》这样的杰作！导演和编剧可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特意给了一个镜头：萧红凝视一个老头拉车费力前行，久久不忍离去。鲁迅为《生死场》写的序中有这样一段话：“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鲜艳。”如果这个镜头就是鲁迅所说的“细致的观察”与“越轨的笔致”，也未免太过苍白，更何况片中这样的镜头也是少之又少。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黄金时代》对于萧红旅日期间致信萧军，所自诩的“黄金时代”的理解太过狭隘，浮于那红尘来去一场空的情感纠葛。如此看来，影片改名为《萧红情史》或许更为妥帖。

　　就个人的情感生活而言，萧红算得上离经叛道，对待感情的方式也偏幼稚。这是女性天性中对意识形态的抗拒。在萧红生下第一个孩子后，为了迫不及待地和萧军在一起，义无反顾地将孩子送予他人。多年后，在《弃儿》中，萧红依旧毫无悔意。可以想见，萧红的教养中极度匮乏爱的体验，这与其从小被压迫、被侮辱的生存环境有莫大的关系，日后的病态也皆源于此。反抗，反抗的异化，这一切都源自历经千年的父权压迫与宗族秩序，而萧红所处的时代赋予了她走出反抗这一步的勇气，只是她的代价太过惨重，伤痕累累及至英年早逝。而这些，都没有被影片充足表达。

　　单靠一部电影肯定无法展现真实世界中的萧红。历史尘封久已，故人早已老去。真实世界中的萧红也因之永远无法还原。走出电影院，拿起她的作品，便是最好的纪念。而德国汉学家顾彬的评语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她的名声姗姗来迟。她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占据的巨大分量只是在现在才清楚地显露出来，与此同时，“批判的眼光却让那时代一些当时被叫好的作品和强势作家不可挽回地没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