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太原铁路局房建段大同方园物业公司内，一名满含热泪的老人将一面锦旗送到一名身穿工服的青年手中。青年名叫常勇，12年前在一次车祸中救过老人的儿子刘二东。常勇还曾捡到35万元现金物归原主、把轻生女子送到医院等。（本报昨日8版报道）

　　“无私助人，品德高尚”，老人送给常勇的这八个字，可谓贴切。背起严重车祸伤者赶往医院不留姓名默默离开，捡到35万元现金归还失主婉拒酬谢，挽救陌生轻生女子生命只不过是“其实也没什么”，这不是无私，又是什么？这些善行善举的背后，又见常勇品德之灼灼光华。这是常勇的修行。

　　屡次帮助他人，常勇已然将乐于助人当做一种习惯，这种习惯性助人，显然，既不是法定义务，也不是因功利考量，不过是常勇内心涌动的道德要求而已。这种完全发乎内心的道德感，是极其纯粹的，它无关出身，无关财富，也无关权柄。富人与寒士，强者与弱者，大人物与小人物，皆可为之。作为一名普通管道工的常勇，屡屡做出善举，即是明证。但现实又往往是，坐而论道者多，起而行之者少。绝大多数人，或囿于私心，或惮于风险，或在释法说理的纸面推演中，在明哲保身与他人的困局与危险之间，划出一道泾渭分明的楚河汉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做了冷漠麻木的看客，或做了从中渔利的小丑。此般斑驳背景墙下，专注行善好多年的常勇，愈发高大。

　　当然，是否行善，是否见义勇为，基于人性的极其复杂，或不能做过多苛责。一个人，或是因为机缘，或是因为个体经验，或是因为彼时心情，都有可能影响其道德行为的发生。而我们也没有必要指摘他人袖手旁观，毕竟，道德属于自治范畴，厚责于人，有可能形成对道德的伤害，或是陷入对道德的偏执。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个社会，乐于助人越多，肯定越好；人人冷漠，往往不是一个好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一个良好社会，我们需要更多像常勇一样的好人，而不是冷漠的旁观者。虽然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常勇不计回报，多年做好事儿坚持不辍，就是一个良好社会的象征。而他的意义或许还在于，他就在我们身边，就是我们身边活生生的人。与被高调授勋的道德偶像相比，他普通，接地气，更有烟火味儿，也更有感召效能。

　　很难承认，一个与你远隔千里、几无交集的道德人物与道德行为，到底能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多少激励，他带给我们的，往往是一时的情感抽搐与比较廉价的眼泪而已。能够增益我们道德生活的，只有我们周遭的道德环境，所谓“社区道德”“共同体道德”，只有我们身边诸多像常勇一样的好人。唯有身处这种能看得见、摸得着的道德场域，耳濡目染，我们才能将一时的情绪波动，真正转化为真正的道德行动力，也才能建立起一个良好社会。

　　好人常勇，他卑微但不卑贱，他贫穷但不贫乏，他普通却又不平凡。在一个习惯了英雄叙事、精英叙事的社会，底层草根的嘉言懿行，尤须挖掘。因为普通人，才是托起一个良好社会道德建设的坚实根基。他们是管道工，他们是保洁员，他们是小区门口的看门大爷，他们是背着蛇皮袋来都市讨生活的乡下青年。人世间最美好的事儿往往就发生他们身上，而希望，或许也就在他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