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16日，杭州王良利夫妇与驾驶卡宴车的孙某发生剐蹭，为逃离现场，孙某用车头连续三次顶撞拦在车前的王晨芳，将其撞倒而死亡。12月15日，杭州市中级法院一审认定孙某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有期徒刑六年。杭州市检察院认为法院适用法律不当，导致量刑畸轻，决定抗诉。而这起悲剧的民事部分，孙某向死者家属作出超额赔偿，达成谅解。（12月23日《钱江晚报》）

　　孙某撞死人究竟属于过失杀人，还是检方认为的故意杀人，问题比较专业。但关于死者家属谅解权的问题，笔者想说两句。

　　受害人家属谅解，一般会导致轻判，比如应该判处死刑的，可以判处死缓、无期。本案孙某致人死亡被判6年，检方认为量刑畸轻，除了罪名上存在争议，显然还与“达成谅解”有关。因受害人家属谅解而轻判，司法实践中比较多见，据说法律上有相应的依据。然笔者认为，刑事犯罪行为，其危害性不仅只针对特定受害人，那么赋予受害人或其家属的谅解权太大，甚至成为某些问题上的绝对依据，比如可以决定生死，这样的法律规定与司法考量，合理不合理，值得讨论。

　　以本案为例，孙某因争执而将对方撞死，单就个案来说，是争执双方之间的问题，然而类似情况社会上有很多，之后仍有可能继续发生。那么，在社会普遍性层面上，受伤害者便带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类似争执与纠纷中，其他人甚至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某些戾气比如“有钱任性”者伤害的对象。而法律追究的目的如果既是为了惩罚既发的违法犯罪，又有警示教育后来者的目的，就不应过多、无限度接受特定受害人的谅解权，因为对某一特定受害人的“公平”或“公正”，可能侵害到更多的不确定人群的公平与公正；如果拿钱赔偿，赔偿到位就可以获得“谅解”，就可以轻判，甚至可以免于刑罚，这种情形造成的错觉也好，真实规则也罢，实际上就是“花钱消罪”。于应该判死刑而免于死刑的情况来说，不管司法机关如何讳言某些说法，其实就是“花钱买命”。

　　受害人或其家属的“谅解权”过大，赔偿因素成为量刑减刑的至关重要的依据，其弊有三：一是示范效应，某种程度上会不会纵容富人欺压穷人？二是导致司法不公，几百万赔偿对某些富人来说或许是小菜一碟，但穷人赔不起，就只能等待重判、死刑。三是给司法腐败预留了极大的空间。如果赔偿减刑或免死并非绝对条款，而必须加上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些问题足以令人担心。

　　立法思维，应充分考虑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问题，以保证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过于强调特定受害人的谅解权，实际上忽略了社会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