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0后作家安妮宝贝宣布改名“庆山”，这个名字比起“安妮宝贝”来少了几分商业化的色彩。

　　2014年，70后作家张楚、徐则臣获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加上前几届获奖的李浩、鲁敏，70后在这个国家级文学大奖上斩获颇丰。

　　2014年，徐则臣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出版，推荐语赫然印着“一代人的心灵史”。同年，路内“追随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天使坠落在哪里》出版，与2013年出版的李浩的《镜子里的父亲》、乔叶的《认罪书》一起，构成了颇有意味的70后作家的历史书写。

　　也是这一年，孟繁华、张清华主编的《身份共同体：70后作家大系》出版，收入近20位70后作家的中短篇小说集。同年6月，沈阳师范大学举办了“70后作家研讨会”。

　　还可以列举出更多的出版、会议、获奖来证明，这一年算是70后的一个“大年”。但真的是这样吗？如果在百度上检索“50后作家，2014”或者“80后作家，2014”，同样会出现长长的网页清单，同样有数目众多的发表、出版和文学活动。可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现象的“计件化”，关键在于，在这些创作中，70后作家表现出了一种新的历史意识，并通过这一历史意识来重新建构本来面目模糊的主体。

　　中国当代小说很大程度上是以历史为主体的书写。但是，在不同代际的作家那里，因为历史经验、对历史认知的不同，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差异。在我看来，第一，50后一代人的历史书写模式基本上是“伤痕化”的，他们借助20世纪80年代启蒙话语和人道主义思潮，构建了一种高度道德化的历史书写模式。这种历史的道德化倾向有时演绎为对历史——尤其是中国当代史的简单化理解，历史被理解为“正确或者不正确”的历史，而文学书写，也因为在这种正确与否的盲目判断中失去其丰富性。第二，在50后一代作家那里，历史与“个体”被天然地理解为一种“同一性”关系，因此，在他们的历史书写中，很难看到一个真实的具有鲜明个性的主体自我，这常常导致他们对历史的反思停留在“外在化”的层面。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始终没有终结也不可能终结，这一“未终结”并非是时间上的，而是指以文学的方式来“思考”历史始终是一个未完成的重要话题。

　　70后作家正是在对上述历史书写方式的有意识的规避和重构中形成了自己的历史意识。在70后的历史书写中，大部分有一个起源性的“我”。路内的路小路，基本上是以回忆的视角去回溯自己的成长史，而徐则臣的初平阳在“到世界去”的路途上，却不得不折回自己的故乡，将自己的历史重新经验化。无论这个“我”是小说的主角还是叙述者，都因为身处历史之中而使70后的历史书写有一种肉体的疼痛感。不过需要警惕的是，这种肉体的疼痛感也很容易造成一种小资产阶级式的无病呻吟。但2014年前后的70后写作似乎已经意识到了缺乏内容的生理性的“疼痛感”是让人羞愧的，安妮宝贝把名字改了，70后还能继续自己的小伤感和小疼痛吗？事实上，70后虽然从个体的经验出发，却一直努力将这种经验和更广阔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耶路撒冷》的内容就指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正在行进中的历史进行历史化的书写，这一点上，数量庞大且质量上乘的中短篇小说构成了70后写作的基石。与前辈作家道德审判的姿态不同，70后在道德判断上显得低调，他们尊重现实生活的芜杂性，无意建构一个虚拟的道德偶像来指认当下和历史的过错，他们认为历史的过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自我的过错，因此，在批判和反思的层面上，他们难能可贵地从自我开始，并在一派物质性的现实中努力开掘着“文学的镜子”（李浩）、“耶路撒冷”（徐则臣）和“历史的天使”（路内）。

　　这么做并非全无风险，对历史的书写如果不借助强劲的想象力和形式更新的能力，很容易沦落为文学的爬行主义，同时，把历史作为一个应然之物，也容易侵占自我表达的份额。这是70后，也包括更年轻的作家们需要注意和警惕的地方。无论如何，一种冒犯历史、冒犯现实秩序的写作，在当代文学中还是稀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