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塌台，尽管其具体案由目前尚未见披露，但“严重违法违纪”的官方措辞，足以表明这个一度风光无限的政治明星已坠至人生谷底。

　　一段时间以来，舆论对仇和的倒掉不乏叹惋。即便是直指其贪赃自肥、作法自毙者，也每每难掩落寞。毕竟，在过去十几年间，仇和被寄予了太多的民间热望和公众期待。“能官”、“改革先锋”的美誉，固然不乏媒体好事者推波助澜，却也在波澜的间隙中有些民意的基础。

　　老百姓见多了混日子、熬资历、拼关系的，这类“庸官”能干事却不干事、不干正事干邪事，而仇和一上来就大刀阔斧，搞城建、推改革、抓作风，雷厉风行，民众显然不无好感。即便发现这类官员也可能权钱交易、利益输送，但看在“能官”的分上，尚可忍受。这并不意味着老百姓缺乏底线意识、是非不清乃至法治意识薄弱，不过是在“光贪不干”、“不贪不干”与“贪却干事”的选项中，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而已。

　　这实在是一种悲哀，却是冰冷坚硬的现实。过去几十年间，我们一直在礼赞这些“改革明星”的强势与能干，大大小小的仇和们也因此一度成为舆论宠儿，“一路被举报，仕途却一路惊喜”。仇和是这样，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也是这样。

　　就这样，很多人包括这些“能官”本人，往往沉溺于事功，或以事功为招牌，有意无意地忽略规矩，从而长期游走于法律、制度的边缘却不以为意，甚至错误地认为，越轨逾矩本身就是在突破、在改革、在不断创造新的“××模式”。

　　在沭阳，仇和曾强力推进小城镇建设，在没有当地政府任何补偿的情况下，要求离马路较近的住户拆房重建，自己不拆，当地政府就出动推土机来推。在宿迁，仇和曾片面地理解“市场化”，无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将当地医院与学校推向市场一卖了之，贻害至今。在昆明，仇和曾经的“强”与“能”则发挥到极致，无论是搭积木一般地搞城市建设，还是训孩子一般地整治官场作风，都堪称登峰造极。

　　目前尚难对仇和的“功”、“过”进行精确切割与科学评估，但有一点可以明确，仇和那种以GDP主导的政绩型发展模式，越来越不得人心。如果发展的锦囊中装满了个人算计、权钱交易、利益输送，甚至以牺牲法律的威严为代价，则这样的发展注定了最终会损害公共利益。

　　说到底，我们其实一直以来都在探索如何有效约束公权力。“有权就任性”几成定律，哪怕这“任性”可能会销蚀公众的基本权益，当其权势炙热之时，往往只剩下欢呼“铁腕”、颂扬“能官”这一种声音。对“仇和模式”的反省，也只能在其“出事”之后。

　　此外，我们的重大公共决策也一直没能真正走出“一把手”说了算的怪圈。仇和为什么“一做正职就张扬，一做副职就消停”？这不过是“家长制”遗风、专断决策的惯性使然，由此也可见重大公共决策中“公共”的稀缺。

　　“仇和之殇”关乎治道无关“能官”，若想破解魔咒，还需多方面措手，而不能仅仅是在他们落马之后事后诸葛地进行一番空泛分析。

　　一方面，应该认真清算传统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一把手”思维，建立公平、公正、透明、法治的规则和秩序，不仅要依法治事、依法治民，更要依法治权、依法治政。“能官”之“能”首先应体现为恪守法律、遵从人心，体现为边界意识、法治思维，而不该体现在对法律制度、民众权益的突破甚至践踏上。

　　另一方面，也该进一步强化社会监督以约束、规训权力。以内部监督而言，下对上可能会出现失语，而上对下则可能出现失聪。不妨畅通媒体监督、民间举报等外部渠道，以健康、积极的公众舆论对“能官”及其作为品头论足，在避免只出现一种声音的同时，或可起到一定的矫正补救作用。

　　当然，对于那些有个性的“能官”，社会公众也可以多一点审慎，少一点欢呼；多一点挑剔，少一点宽纵。“能官”是盯出来、管出来的，而不是拍巴掌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