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高龄的朱九思先生驾鹤西去，哀痛之中看到许多纪念先生的文字。九思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界屈指可数的教育家之一，在华工人（华中科技大学的前身为华中工学院）心里，他更是“校父”。先生在华中科技大学历史上的地位是极其特别的，不管是他之时代的经历者还是未经历者，甚至是受到过他不公正对待的人，都承认他的功绩和地位。

　　九思先生之特别，当然在于他主政华中工学院时，做出的丰功伟绩以及对于这所学校后来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尤其是在当年，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受到不公正待遇、还未取得充分信任的时候，他却能够把这样的一些人当作人才予以重用。

　　九思先生之特别，在于他的独立精神。不唯上，只求实。他认定的某些事情，即使上级部门不同意，他也要迂回前进，达到目标。在华中工学院办文科，即是如此。我特别佩服他独立思考的能力与胆略。他不盲从上级的指示。当年，他以麻省理工学院为华中工学院的模仿和追赶对象，就违背了当时教育部主要领导的指示。最终，事实证明了先生的判断与胆识。

　　九思先生任校长时期，奠定了学校后来几十年学科发展的基础。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他明确提出“调整和改造专业，实现理工结合”。 1980年，正式提出“把华工办成以理工为基础的综合大学”。今天，华中科技大学已经是一所真正的综合性大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日之华中大，除了医科之外，理科、人文社科之发展基础，都是九思时期所奠定的。

　　作为一个教育家，九思先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教育思想。他非常强调科研的作用，这对于华中工学院后来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在教学思想和方法上，他强调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和创造能力，反对把学生当作小孩，老是抱着他们走。他指出，“抱着走”的实质就是“把学生禁锢在传统的知识圈内，不图革新创造；它让‘孩儿’安卧于母亲的怀抱之中，不愿自己走路”。在从校长位置上退下后，九思先生也一直思考着教育的一些重大问题。1999年，他在《大学生命的真谛》一文中，将自己的教育观概括为“学术自由，追求真理”。这些思想，即便在未来依然具有指导作用。

　　九思先生为我们树立了杰出的领导风范。他对事业的热爱与执着，他的视野与气魄，都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正是九思先生，使华中工学院乃至今天的华中科技大学形成了宝贵、独特的精神气质。他提倡而且秉持的“敢于竞争，善于转化”成为华工的精神风貌和光荣传统。也正是这种精神风貌，使得这所学校得以持续、快速地发展，并取得今天的地位。正如人们所言，华工“多年以来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内无历史积蕴，外无（‘无’应该为‘少’，毕竟还是有几个——笔者注）‘贵人’相助，取得的成绩都是‘一刀一枪’搏来的。”

　　我多次在多个场合提到，希望让“敢于竞争，善于转化”永久地成为华中大的精神风貌。那就是，在艰难的条件下，也要敢于与那些比自己条件优越得多的学校竞争并追求卓越，这当然需要善于把不利条件转化为有利条件，把困难转化为机遇，把劣势转化为优势。

　　九思先生眼光独到。当年，他组织多个系的力量，开展激光方面的研究，取得很好的成效，使华中工学院在激光领域研究方面很快确立了在国内的优势，为学校后来建立激光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激光国家工程中心奠定了基础。今天华中科技大学的“有组织创新”，其实就得益于九思先生的真传。

　　我还钦佩他的反思和反省精神。就像其他的大家一样，他也有过失误。如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发动批判电影《天云山传奇》和否定关于潘晓人生观的讨论，还曾在华工开展了批评黄克剑的所谓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这些“错误”，或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大多数领导都难以摆脱的意识形态束缚，或只是贯彻上级指示，本无可厚非，但九思先生对这些都能深刻反省，足见其大家风范。

　　从华中工学院到华中理工大学再到华中科技大学的快速发展，见证了九思先生作为中国教育家的地位。九思先生晚年对中国教育不乏真知灼见，他也直陈中国教育的某些弊端。他晚年在教育方面的思考，不会因为某些批评的“不合时宜”而失去光辉。

　　九思先生九秩之时，我曾有诗一首，不妨录于此：

　　华诞九十，佳宾集，朱公伟绩历历。树木育人，百年计，满园翠绿若滴。非常时期，东山再起，巨擘千钧力。望远世界，还看英雄眼际。

　　崇尚研究科技，拓办文理，休管他非议。转化竞争，觅时机，凝聚大家气势。功成身退，学而时习，求是何老矣。华中九思，世界学林当立！

　　斯人已去，但其精神永存！九思先生已经成为华中大历史的一座丰碑，愿先生的精神永远成为华中大的财富。

　　（注：文中引文出自王炯华先生的《朱九思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