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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美国天文学家、科普作家卡尔·爱德华·萨根在其成名作《宇宙》一书中写道:“地球上没有其他物种在做科学研究。迄今为止这完全是人类的发明, 这是大脑皮层通过自然选择演化而来,只为一个简单的理由:它奏效。它并不完美,它会被滥用,它只是一种工具,但目前它是我们所持有的最好工具——自我纠正、不断发展、用于一切。”因此,在发达国家,多数人对科学技术均持肯定的态度,公众期待从科技人员的发明创造中获益。譬如,一旦一些消费品被声称为“经过科学检验”或“被科学证实”的话,人们对其信心便会增强;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的争论,略见一斑。
科学的兴起,结束了中世纪的愚昧和黑暗。如果说科学是“黑暗中的烛光”的话,那么科普就是让“烛光”普照天下的不二法门。事实上,在科学发展初期,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一直是并驾齐驱的,从哥白尼的日心说到达尔文的演(进)化论,都不是仅供象牙塔里的科学家们“把玩”的,而是为大众所广泛关注的话题。《物种起源》是写给包括科学家在内的所有人看的,尽管它涵盖了博物学、地质学、生物学、生态学、行为科学等诸多领域的繁杂内容,却写得深入浅出。故该书通俗但不流于肤浅、生动而不失严谨、语出平凡却又不失科学正典之庄重。赫胥黎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另一位科普大师,他曾以“粉笔的由来”为题,给英国的煤矿工人们讲述白垩的形成、煤系地层以及英国的地层古生物学。近一个世纪前,英国达西·汤普森爵士的名著《生长与形态》问世,一直被誉为科学与文学结晶的光辉典范。爱因斯坦曾用生动有力的例子,来解释其相对论中一些颇难理解的概念,更为大家传为美谈。诺奖得主、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曾说过一句令人难忘的话:“不能向酒吧的侍应生解释清楚的理论,都不算是好理论。”在中国,从鲁迅开始及至竺可桢、华罗庚、杨钟健、高士其、叶永烈等先生,都对科普工作做出过重大贡献。
自二战以来,科学有了迅速的发展,分支也越来越多、越来越细,许多科技新知,不仅大众难以及时了解,甚至于连专业之外的科研人员也不可能全面关注和深入了解,这就提高了科普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同时,随着政府加大对科技事业的经费投入,科普工作又有了新的社会责任和功能。换言之,现在的科技人员不仅有义务向大众传播科学知识、分享科学的美妙和研究的乐趣,而且有责任通过科普的方式感谢和回馈纳税人的支持、提高民众的科学素养、激发民众的科学思维、警示民众对伪科学与反科学的识别和抵制、为政府的公共事务决策提供科学咨询等等。最著名的一例是,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于1962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立即引起了人们对农药污染环境的极大重视,十年后美国全面禁止将DDT用于农业,这种科普无疑是拯救环境、造福人类的一个典范。另一方面,科研人员通过科普活动中的著述、演讲、为科普影视做咨询等,也有不同程度的、合法的经济收益,而像萨根、霍金、古尔德(《熊猫的拇指》作者)、道金斯(《自私的基因》作者)这些科普大腕们的科普收益,更是十分丰厚可观,这种激励机制造成了发达国家科普事业的欣欣向荣和良性循环。
反观中国的情形,并不乐观。在“科教兴国”的口号下,尽管科学事业有了巨大和长足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对科研人员的鼓励办法,使中国迅速变成了科技论文大国;然而,科普事业却成了这只木桶上的短板。首先,科研人员从事科普工作,不仅得不到鼓励,反而常常会被视为不务正业,在职称评定、课题申请上,科普作品都难登“大雅之堂”;不仅如此,在各种鼓励机制水涨船高的情况下,科普作品的稿酬却依然出奇的低微,造成了科研人员不太热心科普事业的现状。尽管尚有一些从事科普工作的人在不懈努力,并时有佳作问世,但总的说来,原创科普佳作远少于译介作品;而翻译稿酬更低,难以吸引高水平的译者,因此市面上有不少低劣的科普译作。相比大陆,台湾的情况更好一些,有不少质量较高的译作。希望有关方面对这一差距予以深思,并推出新规、繁荣科普,若果如此,则是中国民众之大幸,更是求知若渴的青少年读者们之大幸。
科普这块阵地,科学家们不去占领,伪科学和反科学的势力就会去占领。例如,在美国,神创论与演化论之间的斗争,从未偃旗息鼓。我新近翻译了《物种起源》第二版并编著了这本书的少儿彩绘版,在回国举办讲座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尽管中国是民众接受进化论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但人们对进化论的了解却十分肤浅、贫乏甚至存在很多误解。而充斥于各种出版物以及常常挂在人们嘴边的“物竞天择”和“适者生存”,却带有浓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实际上是背离达尔文思想精髓的。凡此种种都说明,要想提高全民的科学素养,使科学事业的发展具备肥沃的土壤,必须高度重视科普工作,积极鼓励科研人员从事科普创作。毕竟,科研人员才是科普事业的主力军。
不久前,美国公共电视台播出了一个三集系列的科普节目,制作精良、收视率很高。节目的名字叫《来自鱼儿的你》, 是根据同名的科普畅销书制作的。该书的作者是我的同行——古生物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芝加哥大学医学院院长尼尔·舒宾教授,该书以及这套电视节目通过对人体胚胎发育、残迹器官、解剖等特征与鱼类的比较,加上大量的脊椎动物化石证据,生动地讲述了从鱼到人的演化历史,并借此普及了演化论的基础知识,十分精彩。我边看边想,如果有一天,中国的科普作品也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其意义恐怕比有那么一两位中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还要深远!中国一流的科学家中能涌现出像舒宾这样的科普作家,应成为“中国梦”的一部分。
不过,我也欣喜地看到,像中科院院士周忠和(《十万个为什么》古生物卷主编)以及北京大学饶毅教授这样一些科研领域的学者,业已开始身体力行地推进科普事业的发展。“小荷才露尖尖角”,期盼满湖映日红。我希望有更多的中国科学家积极地加入他们的行列,加入这项了不起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