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叔敖，春秋时期的楚国令尹（即宰相）。据史书记载，他莅事谨慎，廉洁为官，庄王“尽付境内之劳与诸侯之忧于孙叔敖”，他忙得日夜不息。孙叔敖去世后，儿子却因为家穷，不得不以砍柴为生。宫廷艺人优孟深为感动，创作了著名的《忼慷歌》：“贪吏而不可为者，当时有污名；而可为者，子孙以家成。廉吏而可为者，当时有清名；而不可为者，子孙困穷被褐而负薪……”

　　贪与廉，可为与不可为，咏叹之中，彰显出2000多年前先人的深刻洞见和价值评判。的确，是人总会有七情六欲，如果不懂得控制欲念，难免为世俗所扰、为物质所累、为人情所缚。惟有理顺可为与不可为的命题，才能跳出功名利禄的包围；惟有心清如水，意淡如云，才能在贪和廉之间做出正确选择。孙叔敖深知做一个清廉之臣会付出的艰难代价，他毅然选择了清贫为官，宁可不留下丰厚财富惠及儿孙，也不愿让他们丧失挺胸做人的尊严。此中高雅纯洁的品性、清风明月的情怀，堪为后世楷模。

　　还有一个“风月尚书”的故事。南北朝时的尚书徐勉，为官廉正，不徇私情，有一次他邀请友人相聚，席间一位名叫虞皓的客人向他求官，徐勉正色相告：今夕只可谈风月，不宜及公事。秉公道、去杂念、废私心，困难面前见担当，利益面前见境界，这正是自古以来为官从政所孜孜以求的理念。

　　屈原坚持清正处世，所以他疾呼“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郑板桥坚持清白做人，所以他“乌纱掷去不作官，囊中羞涩两袖寒”；包拯坚持清廉为官，所以他“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只要一颗清心常在，就上可对青天朗月、下不负芸芸众生、徐徐清风激荡于天地间。

　　有人会问，清净自守、清廉有为，要求高不高？从个人需求看，“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广厦千间，夜眠八尺”，人的正常需求总是有限的，有度才有福，多欲必多忧，跳出物欲困局正是人之所应求。然而，一些党员干部，作风不端，行事不正，以至于贪赃枉法、锒铛入狱，如果追根溯源，私欲太盛是祸根。欲壑难填，故而蚕食鲸吞；欲望失控，故而肆意妄为。正因此，“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是最基本的从政要求。朴素多了，私欲就少了；看淡名利，廉洁之心就有了。

　　清心明月，映照千古，历史的镜子总能闪出冷静的回光。转作风、反腐败，外在的监督、制度的约束很重要，但内心的返璞归真、去私存公同样必不可少。对党员干部而言，无论是贪污腐败，还是“四风”问题，往往与公私不分、以权谋私等密切相关。习近平总书记曾谆谆告诫：“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公私分明、谨慎用权，任何时候都应当是牢不可破的底线。

　　在传统社会，僧人入寺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成绩优秀者，老和尚会用线香为他们点上僧侣生涯的第一颗戒疤，称之为“清心”。对今天的党员干部而言，日常工作生活中又何尝不需要“清心”自觉？但凭清心向明月，有所行、有所止、有所为、有所戒，为政者就能向群众捧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