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手郝云在春晚上唱了一首《群发的我不回》，当我看到首都综治办日前通报的北京市违法群租房治理情况时，总想把这首歌的歌词改编一下，“不管你是谁，群租的我得退，实在有风险，满眼全是泪”。去年11月至今，北京全市共摸排出违法群租房24606户，根据治理工作安排，今年国庆节前将有90%以上的违法群租房得到有效治理。

　　为什么群租的也不贵，有关部门还非得“捉贼”?这源于长期以来大城市的群租而引发的问题实在不少，比如黑中介、二房东擅自改变房屋建筑结构，带来安全隐患，不断爆出群租房发生火灾等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等;比如群租人数太多，造成的治安问题、扰邻问题等等。冲这个来说，政府整治违法群租房，规范房屋租赁市场无疑是必要的。

　　近些年，我们也没少看到每遇群租房引发的悲剧后，事发地有关部门的突击整治。但遗憾的是，整治的风头一过，群租又会死灰复燃，因群租引发的悲剧至今仍在不同的地方重演。从媒体报道来看，北京此次整治群租房问题下了不少力气，初看效果也不错，但能否见长效，我们还得想得细点再细点。

　　群租难治，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在于群租有巨大的市场需求。群租房的租住群体，其实主要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和打工者。他们散落于大都市的边缘，从地下室到城中村，从上下铺到隔断间，成为群租房最笃定的拥趸者。相对每月四五千元的薪水来说，每月四五百的租金还算“公道”;相比老家小镇上的“拼爹”、“拼关系”，大城市的就业机会还算公允。因此，这也是“群租房”滋生蔓延的现实根源。在房租不断走高的背景下，对低收入群体来说，群租往往是迫不得已的必然之选。

　　群租乱象的背后，无论正方还是反方，都有难言之隐。一方面，渴望寻找群租房的这批人，不可否认有许多是有志青年，他们的事业还处于起步阶段，群租是他们不得已的无奈之选，因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大多数集中于大城市，北上广，闯一闯，梦想可能破碎，希望也可能奇迹拼接，相对于拿青春来赌博，省点钱，冒点险过一段群租的日子，又能算什么?而另一方面，是作为承载公共利益的政府，面对不断滋生的安全隐患，又不能坐视不管，不进行近乎严厉的城市治理，将来的城市烂摊就会给他们难看。这些看似矛盾的社会议题，该如何处理?房租涨幅跑赢房价的部分城市，又如何去安置好就业群体租房问题?这些都应引起足够重视和思考。

　　窃以为，在治理群租的同时，不能光堵，还得想着疏。政府要将代替群租房的一些制度政策把握好。不能让基本公共服务分布失衡。要因势利导，通过专门规划建造群租公寓、配备专门安保人员、强化日常巡查等方式，像管理学生宿舍那样，对群租行为进行规范。以往一禁了之的治理思路，短期内可能显现效果，但从长远来看，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同时，需要我们制定一套更加细致合理的房屋租赁管理制度。这其中，目前的相关规定中，保证最小人均居住面积，禁止改变房屋结构，都是必要合理的，此外，对于群租房的概念界定、准入门槛、责任主体、相应主体的安全责任和公共责任、安全保障等，都需要一个细致完善的专门法规。另外，还须加大公租房的建设力度，既保证群租房治理的严格规范，又要保证代替群租房的公租房等形式的可操作性。只有化解了畸形的市场需求，群租房乱象才会消弭，更不会再次以新的形态死而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