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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申遗成功的消息传来,不禁想起了一年前“行走大运河”时所感受到的沧海桑田……
去年7月。苏州枫桥路边的古运河静默着,看不出水活着还是死了,睡了还是醒着。我因为配合大运河“申遗”,跟随大河报团队进行“行走大运河”的专题采访,一次又一次地探访这条河流。从郑州出发,到聊城、徐州、淮安、扬州、无锡、苏州,目的地,则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杭州。
因为无法像当年的王安石那样乘舟一路荡漾,我只能驱车穿越城市,绕行村庄,一次又一次地和运河某个重要的码头或水域见面,再一次又一次地分别。我所追寻的,是大运河曾经的繁华和喧嚣;我能见到的,则是她残留的青春,她风烛残年的白发和皱纹。
这条曾经决定一个王朝国祚、一个帝国兴亡的河流,是多少代中国人集体书写而成的意志,是一个民族春光灿烂的梦想,更是地球东方的经济文化脉搏。
我一路追寻。看京口,访瓜洲渡,逛无锡运河古街,看枫桥寒山寺。其间,则是沿途参观诸如丝绸、瓷器、窑厂等各色博物馆,拜访研究运河的专家学者,搜罗与运河相关的资料。
约略一个月之后,我获悉了大运河基本的历史细节,可以用各种表情、服饰、色彩、线条形容描述我所认识的大运河。
最早的运河,源自吴越。江南河湖密布,吴国和越国都要疏浚河道,并利用河水围护城池。在陆地运输还不发达的古老年代,河运的便捷与廉价,让他们不约而同想到了开凿运河。
公元前506年,伍子胥征召兵民,在苏州与芜湖之间开凿河道,贯通太湖与长江。借助这条水道,他发兵伐楚,攻入楚国郢都,掘墓鞭尸,替父血仇。
此后数年,吴王夫差为争霸中原,以扬州南边的长江为起点,往北开凿通往淮安北边淮河的水道,连通长江淮河。在此基础上,隋炀帝打通淮河与黄河,将大运河向西贯通都城洛阳,向北连接涿州。元代,朝廷扩修大运河,将运河河道取直,直抵大都北京,完整意义上的京杭大运河正式形成。明清,大运河繁荣至顶峰。
清末,上海取代苏州、杭州的经济中心地位,海运和铁路运输兴起,大运河作为中国南北最重要交通通道的地位下降,风雨飘摇的清政府无力疏浚修复被洪水和战争摧毁的河段,运河边的不少城市日益没落。到今天,尽管很多城市为保护文化遗产、美化城市,对古运河做了大量的修缮,但长江以北的运河段基本不再有航运功能;江南的运河,部分河段上依然百舸争流,但已不复往日的辉煌。
一条从吴越流淌到今天,从洛阳、北京迤逦到杭州的河流,像最华丽的丝绸,在我心里飘扬摇曳,让我常常恍如梦中。我心里十分清醒:这条河已经死了,从京汉铁路、京沪铁路开通后,她的历史使命即告完成;但她也从来就没有真正死去,这百十年来,她睁着眼打盹,闭着眼打量世界。她的躯体密布着老年斑,看似老朽,实则是用萋萋芳草遮盖着娇艳,血肉里蓄积着饱满的热情和欲望。
那一天,站在苏州枫桥上,凝望桥下一尾尾金鱼,我突然想起我的故乡信阳。
至少在隋朝的时候,大运河就把黄河、淮河、长江串连起来。这三条孕育了华夏文明的河流,自然法则是不能串通,否则就会天下大乱、生灵涂炭。大运河却彻底颠覆了这个法则,借黄河水行千里,凭淮河清流而达长江。三条河依然自行其是,正常运转,大运河借了他们的血液,脱胎换骨,获得生命和灵魂。
而我的故乡信阳,就在淮河上游。凭借一叶孤帆,我的祖先朝辞大别山群峰间的溪流,夜宿淮水之滨,经阜阳,最迟也可在第四日晚赶到淮河和大运河的交叉口淮安。向北,进京赶考,攻取功名;向南,进入温柔富贵之乡,用信阳毛尖卖的银子,换点丝绸瓷器。不论我那祖先是衣锦还乡还是落魄归根,终有一天,他会扬帆起航,逆流而上,回到信阳。“小小鲤鱼压红腮,上游游到下游来……”他没有手机,没有笔记本,任他再高兴,也只能扯着嗓子,在江风河浪之间,唱着或者从家乡带到京杭的小曲、或者从京杭学得的洋腔官调。
整个行程中,我们追寻着大运河昔日的光彩。看到的,却是桑田沧海的巨变。
和长江、黄河这样的天造河流相比,我还是用“她”来定性她的性别:身材瘦削,性情柔顺,碧波荡漾,满怀柔情,澈如少女明眸,腻如美人肌肤。特别是在江南,无论苏州胥门下环绕城墙的碧波,还是无锡清明桥畔垂杨,依偎在典型的江南民居身边,娇柔旖旎,美不胜收。
特别是那个连通运河和苏州城的七里山塘,高低错落的两排街坊,夹着山塘运河;运河里荡漾着搅和了九朝十八代的历史的涟漪;涟漪像一群欢乐的小丫头,推搡着,打闹着,从河的此岸跑到对边,把这边墙角的秘密,立即说给那边……
去年夏天这个时刻,我一个人走在这条“姑苏第一名街”上,被熙熙攘攘的人流挟裹。这个由白居易开凿的山塘河,血管里,还汩汩奔涌着盛唐的流风余韵。
三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运河和中国丝绸几乎同时兴盛,同时衰落,可谓休戚与共。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有某种神秘的必然?
苏州市枫桥路苏州丝绸博物馆内,一群现代织女身着古装,用古老的器具,现场缫丝,现场织造蚕丝被。目睹一只只蚕茧被抽出细丝变成彩云一样的绫罗绸缎,围观的游客们啧啧称奇。
博物馆边,古老的运河静默不语。河水的粼粼波光浮金泛银。听惯了寒山寺晨钟暮鼓的运河,记不清自己曾将多少丝绸运往长安、洛阳、汴梁、北京,乃至遥远的波斯、希腊、罗马。
博物馆里,一只在江苏吴江市(原吴县)梅堰出土的黑陶图片上,两只线条粗犷的蚕宝宝,令人遐想。黑陶属于四千五百年前的作品,其蚕纹雕刻,是当地桑蚕业发展的有力证据。大运河边,无锡、苏州、杭州都号称丝绸之都。其中的吴江市盛泽镇,头枕大运河,怀抱太湖,素有“日出万匹,衣被天下”之美称。今天,该镇仍然是中国化纤薄型织物最大的集散地。
中国丝绸的高贵、华丽和神秘,让地球人痴迷。
直到公元1世纪,罗马人还居然相信丝绸是中国人从树上摘下来的。也就在这个时期,罗马人刚刚从帕提亚人手中转手取得中国丝绸,并开始集体狂热迷恋。各国元首及贵族均以穿着中国丝绸、使用瓷器为荣。“罗马的少女们可以身着半透明的丝衣在大街上炫耀”; 埃及著名艳后克利奥帕特拉穿着丝绸外衣接见使节。古罗马的市场上丝绸的价格,曾上扬至每磅约十二两黄金,可谓天价。
也因此,希腊、罗马人称中国为赛里斯国,称中国人为赛里斯人。所谓“赛里斯”,就是罗马语中的“丝绸”。
最繁忙的时候,大运河里,一半是水,一半是水一样流光溢彩的丝绸。可以说,大运河是流动的丝绸,丝绸是被裁剪的运河。在传播中华文明的历史征程上,大运河无疑是丝绸之路的延伸。
中国丝绸在苏杭等地集散,源源不断流向世界各地。丝绸似乎是大运河的命,大运河仿佛是丝绸的魂。中国丝绸最辉煌的时期,也正是大运河河运最鼎盛的时期。19世纪末,国门洞开,洋货大举进入,腈纶、涤纶等新型合成面料兴盛。江南蚕桑业进入低谷。丝绸被化纤织品等取代之日,也恰恰是大运河没落之时。二者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再次得到印证。
冥冥之中,大运河的命运就是丝绸的命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