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得病最深，莫过于病入膏肓而自以为没病。古有蔡桓公，神医扁鹊几次提醒“不治将恐深”，蔡桓公先不屑、后不理、再不悦，可身体毛病显露时再想医治，已无力回天。与其说蔡桓公死于病症，不如说亡于讳疾忌医。实乃可叹可悲！

　　现在，许多官员也是如此。虽科技突飞，医技猛进，顽疾有解，但精神和作风“疾病”藏得深、诊不清、治愈难，身陷囹圄才求索良医。此时，虽有扁鹊、俞跗之巧，也药石无用。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问题在于，有些人作风上明明犯了病，却回避病情、掩盖病情、漠视病情，有病不治，最后小病拖成大病、一人病蔓延成众人病，易治病演变成膏肓病。尤其是一些“重症”将入笼者，还愣说“身体倍棒”。譬如在被组织调查期间，万庆良还到会所大吃大喝，谭力还与企业老板打高尔夫，韩先聪被调查当天还有两场饭局。这些落马官员，正是长期回避漠视作风问题，才最终走上末路。

　　“伤疤见光易好，伤口捂着易烂”。明明内疾外显，地球人都知道，自己也清楚病在哪里，还揣着明白装糊涂。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即将收尾，但是暴露出来一些问题仍需敲响警钟。一些党员干部不痛不痒的自我批评，用班子问题代替个人问题，说明诊治别人容易，但要拿自己“开刀”却躲躲藏藏、不情不愿。他们以为病在自身、外人不晓，干脆想蒙混躲过去，就像鲁迅所描绘的：“患着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糊涂，误认他为肥胖。”隐瞒和掩饰病情，只会加速病情，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其结果可想而知。

　　曾有贪官反思自己蜕变轨迹时“抱怨”：我每年领导班子测评都排在前三名，组织上从来没有找过我谈话，哪怕是提醒我一句也好。诿过于人的嘴脸暴露无遗，但也提醒我们，当初身边同志若能对他身上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咬咬耳朵”“扯扯袖子”，敢于“红红脸、出出汗”，也许就能早纠正、早挽救。惜乎有些人碰到这种情况，还自谦“平庸”“眼拙”，见危不救、视若无病，甚至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培植了病菌，助推了病情，间接制造了病人。“美曰美，不一毫虚美；过曰过，不一毫讳过。”不但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还应该是基本的道德底线。

　　如果说病人病情加重，医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那么，党纪不张，作风恶化，监督部门也难辞其咎。有的纪检监察干部怕得罪人，看到问题和没有看到一样，听到反映和没有听到一样，对监督畏首畏尾。有的纪委书记只想着与同级党委搞好关系，发现问题不主动向上汇报，却任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背后反映的其实是不愿监督、不敢负责。试想，放任病人病情自流，该吃药时不提醒，该动手术时不动刀，与谋杀病患何异？纪检监察发挥不了监督作用，履行不了监督责任，何尝不是对不良作风的纵容。

　　夫病已成必药之。有道是“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有莠就必除，有疾则必医，来不得半点马虎。而且还要早治、快治、大治、根治，才能恢复健康。要学关公咬牙“刮骨疗伤”，虽皮开肉绽，但可毒血涤尽；虽疼得剜心刺骨，但祛病消灾。千万莫做桓公，不听规劝，小病成疴，自酿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