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子有两件事，一直是满腹狐疑的:一是书包，一是补课。这两件事，对他这个“00后”而言，是那么匪夷所思。

　　先说书包。

　　我上学的时候，背的是“军挎”。那时背“军挎”特别神气，尤其是新“军挎”，背着它，像骑着一辆稀缺的永久自行车一样惹眼。我姐夫那时在南京军区服役，每隔一两个学期就可以给我换一个新“军挎”，引得同学们垂涎不已。我身后常有几个跟屁虫，为的是第一时间要走我替换下来的“军挎”。

　　犬子上小学时，几个朋友不约而同送来的全是书包，都是响当当的牌子。起初我觉得书包大得夸张，等开了学，看到孩子书包里装的书本多得快超过我上高中时的数量，才发现自己判断失误。我上学时，书包里书本有限，必备的是弹弓、香烟壳和小人书。犬子的书包，装了课本、练习册和文具，就没有多余的地方了，鼓囊囊的，走起路来，在他窄小的肩膀上一晃一晃的。

　　这件事留给我一个疑惑:那么浩繁的知识要一股脑灌输给孩子，孩子得长多大的脑袋才能装得下?

　　孩子的脑袋容量有限，老师的课时也同样有限，因此就只能提高课时的效率。现在的人，一面哭喊着要“慢下来”，一面又火急火燎要“快节奏”。火车都进化到了高铁，教育也不能落伍，得提速，初二讲完初三的课程，初三就讲高中的课程。速度是上去了，性子慢的孩子只好每天愁眉苦脸地囫囵吞枣。

　　再说补课。

　　我上学那会儿的补课，是老师集中了班里几个学习遇到问题的孩子，放学后留下来开小灶。运气好的，周末还能去老师家边做作业边补课，还管饭。这一切，都是老师自愿无偿的。说给现在的孩子听，孩子不信。

　　我中学的数学老师，是一位身材瘦小的盛姓女教师，上海人。数学成绩一直处于中上游的我，有次期末考试居然不及格。那个暑假，盛老师把我叫到学校去单独给我补习。我清楚地记得她跟我姑姑说，是她教得不够好，没给学生正确的学习方法和思考路径……

　　家有学龄孩子的家长，谈论的最多的无非就是补课和报班。我自始至终反对这事儿。只希望孩子该学习的时间专注地学，该玩的时间就忘乎所以地玩;别像我自己小时候——学的时候想着玩，玩的时候想着作业没写完——怎么都不尽兴。这也是当年盛老师叮嘱我的话，这些话连同她的上海口音，都被我一一记在了心里。

　　孩子一周五天被圈在学校里，还要被褫夺课余生活;童年时光总共就那么几年，非要去实现大人自己都未实现的梦想，赔上孩子纯如璞玉的童年，实在不忍心。

　　前段时间孩子自己突然绷不住了，非要去上补习班，说班上同学都上了。孩子小学二年级就在《北京晚报》发文章，还获过几次全校奥数第一名，比较自信。自打两次数学月考不及格，开始自我怀疑了，痛苦地对我连说数遍“我真的不会”!他眼里满是无论怎么鼓励也抹不去的沮丧，试卷上的叉叉也越来越多。

　　孩子班上的老师隔三差五给我发短信，通报孩子的学习状况，包括考试成绩和排名。有时也会具体地提示某个单元的内容没掌握，让我给孩子补补。收到这样的短信，我的第一反应必然是起急冒火，责问孩子是不是没认真听讲。但静下心来一想，为什么孩子学不会呢?老师是传道授业的，既然知道孩子在某个单元学习掉队了，那就针对这一段问题赶紧补上才是，怎么把问题打包给家长，让家长补课呢?

　　每逢孩子们上学和放学，学校门口除了接送孩子的家长或保姆，就是教育培训机构发小广告的。可这些补课班的教师连孩子的秉性和学业症结都不了解，怎么比肩孩子在校朝夕相处的任课老师呢?学校对升学率和声誉的追逐，家长们望子女成龙成凤的心理，使这些收费不菲的教育机构遍地开花。这说明了什么?是我们的课堂教学质量不过关，还是现在的孩子智商低下?如果说是孩子智商问题，怕是没有一个家长甘心承认的;如果是课堂教学有问题，学校也肯定要反对。

　　我和一家知名培训机构校长吃过几次饭，他创业前开个小夏利，不到两年就换上了奔驰SUV。酒足饭饱之后，话语也就直率略偏激，我指责这些所谓的辅助教育培训机构是捡漏机构，教育产业归根结底是辅助教育产业云云。

　　补，或者不补，补习班就在那里，来轸方遒，扰着孩子的童年和脆弱的神经，窥探着家长干瘪的钱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