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3日凌晨，四川大学教师周鼎，借着酒劲，酣畅淋漓地一抒胸臆，写了两篇“自白书”。“讲好一门课能折算成几篇论文？”“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教学质量每况愈下？因为一个老师的职称只与他的科研成果有关。”“所有高校领导都说，我们必须重视教学，但他们一边这样讲，一边又只看重论文发表的数量。”

　　“一个相信讲好一门课比写好一篇论文更重要的人，今夜死去了。”周鼎写下这句话，宣布自己将不再开设公选课，言语之中透露的委屈、悲愤，让人深感痛心。在此之前，周鼎向全校学生开放的文化素质公选课《中华文化（历史篇）》和《百年风流：近代中国人物漫谈》都非常火爆。一些听过周鼎老师的课或对他的美誉有所耳闻的学生们都惋惜不已，甚至有些同学喊出“川大需要你”“愿用其他挂科再换一节旁听”。

　　周鼎的课是不是很受学生欢迎？@南方都市报在报道中给出了肯定的结论：今年11月，周鼎获川大第六届本科教学优秀奖“二等奖”；12月中旬，周鼎荣获“四川大学2014年唐立新教学名师奖”——该奖旨在“鼓励长期承担本科教学工作、学生评价优秀的教师”；来自四川大学本科教务办的一则报道曾评价，“他深受全校学生欢迎，选课人数多到差点把系统给弄崩溃。”虽然有人说如此火爆只是因为他讲课讲得好玩，但授课能吸引住学生，肯定还是有“干货”的。

　　周鼎自己也说，准备三个课时的课程要花三周时间，而这样一个一心扑在教学事业上的老师，工作八年多，仍然是个讲师，而且最近再一次落选副教授。这不禁让人想起了清华大学的方艳华——虽课程很受欢迎，却因未能按时晋职称而被调离教学岗位。周鼎似乎又成为我国大学重科研而轻教学的教师评价体系的一个牺牲品。

　　“教师该干啥？高校教师该干啥？无非都是四个字：教书育人。教书育人才是教师该干的工作。教师挖空心思写论文，绞尽脑汁整课题，这些事情与学生何干？不把学生放在心上的老师是啥老师？教学成了高校的副业，看来高校该改名‘高效’了！”光明网的一篇评论激烈地说。

　　把该用在科研上的时间都用在了“教书育人”上，因而出不了科研成果、评不上副教授，似乎是这些言论暗含的逻辑。但这种逻辑真的可以站住脚么？且不论体制本身是否合理是否僵化，大学不是中小学，大学教师带领学生共同探索学术前沿、生产新知本是应有之义，科研怎么就与学生无关了呢？

　　有“知乎”网友也表达了类似看法：科研和教学原本没那么冲突，就像当年苏格拉底一边探索世界一边启迪世人，有那么多老师兢兢业业，他们能同时接纳体制、适应并利用体制使得双赢。网友@胡渣太渣用更通俗的比喻来说明这一问题：老师能教书不会写论文遭下等待遇，就如学生苦读书而不懂答卷一样，考不到60分还是会挂科。

　　没错，理论上讲的确如此，但在现实中就复杂了许多。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明清史学者@书-会-儿就深有体会：说科研与教学相得益彰，教学不影响科研的人，多是课时不多、带学生少而精，或者不认真教学或根本没有指导过学生者。科研与教学抢时间，是显而易见的。以本人言，开学后，每天时间约50%用于教学，行政和科研时间各占25%.科研平时只能收集材料，论著基本在寒暑假期间完成。

　　这样看来，教学与科研孰重孰轻、如何兼顾，是个因人而异的话题。但若仅讨论到此，我们可能就是忽略了事情的关键——矛盾并不在教学与科研本身，而在纯粹以发表论文数量、所接项目经费数来作为科研能力评断的标准。正如周鼎所言，“明明是要求身高达标，可你们一开始却告诉我体重达标”，正是这种错位让高校教师偏离了探索和教书的初衷，而奔向名与利的赛场。

　　如此一来，我们就不必再纠结于那些加在周鼎身上的猜测：他是为了发泄对校方的不满？还是为了炒作自己的名气？抑或是真的如某位知乎网友所说，“或许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至少，他的“自白书”让整个社会有所触动，让高校教师科研评价体系的改进多了一点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