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正在加大力度瘦身,疏解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显然,“疏解”和“协同”是这项宏大工程的两个关键词,其间的互动关系值得好好咀嚼。

　　近来,有网文称,北京如要瘦身,从交通到房租都应继续涨价,要大大提高北京的生活成本,让没钱没技术的外来打工者望而却步。这种观点令人担心,因为它实质上是在主张筑高金钱、知识和地位的门槛,把北京变成一座“精英准入”的城市。

　　北京确实需要瘦身,但历史和现实都决定北京无论如何不可能瘦成“迷你型”。事实上,许多发达国家的首都其实也没有选择“迷你型”道路——英国伦敦、法国巴黎、日本东京、韩国首尔,都名列世界30个超大城市榜单,构建大都市圈是它们不约而同的选择。但是,这不等于把低端产业一概往外围地区转移,而是要讲究比例搭配。这方面,我曾经常驻的伦敦有些做法值得借鉴。

　　伦敦在19世纪时是世界最大城市,承受过“人口爆炸”。它和北京的发展颇有相似之处,也是一圈一圈向外摊大饼,只是大饼的形状不如北京的环线那么圆润,这里那里有点凸凹。北京有六环,伦敦地铁图上则绘有六区(此区非行政区),地铁票价每两个区调一档,一二区相当于北京二环以内,票价最低；五六区则相当于北京郊县,票价最高。

　　由于历史原因,英国王室宫邸、中央政府各部门集中的唐宁街和白厅、伦敦金融城、法院、牛津街(伦敦王府井)为首的繁华商业中心、大英博物馆和皇家歌剧院为首的公共文化场所,都集中在一二区。但是,伦敦一二区决非满眼非富即贵之地,低收入者亦有从容的生存空间。例如,维多利亚火车站附近,是密密麻麻的“床铺加早餐”小旅馆,为大量“穷游者”提供了住处。

　　不仅如此,早在19世纪,伦敦就提出并实施“贫富混合”的市政建设和住宅规划思路,认为这是扶贫之道。尽管有经济学家对此提出质疑,但这早已形成伦敦一个颇令人感慨和感动的特色:穷镇和富镇毗连,白领和蓝领擦肩。在较富裕街区,大都建有专供低收入者和外来移民居住的廉租楼房；免费公园绿地和社区图书馆,不分贫富拥抱所有居民和外来户,国立小学至少理论上一概提供就近入学的方便。伦敦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大量蚁族——不论在哪个国家,对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大城市永远意味着更多机会。但由于市政建设反对“扎堆”,注重“均质化”,蚁族在伦敦,没有因生活成本问题而被迫大规模集中于地铁线伸入远郊的两端。

　　伦敦也很重视中小企业。拿破仑曾经嘲笑英国是一个“小店主民族”,但英国人却引以为骄傲。伦敦到处可以看到一间紧挨一间的小店面,日杂店、书店、慈善商店、水果店、小餐馆、发廊、酒吧……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伦敦市政规划不仅做得相当细致,而且注重各街区的行业结构和商店搭配。如果市政当局认为这条街上已经有足够多的餐馆,你想把刚买下的铺面改装成餐馆,恐怕未必能够申请成功。

　　诚然,和所有大城市一样,伦敦一直都为贫富分化头疼。伦敦奥运会把大部分钱都投向了东区,东贫西富的历史遗留问题却迄今没有彻底解决,但这一现实,不应抹杀伦敦为打破社会隔阂所做的持续性努力。伦敦建设大都市圈,不是要抬高伦敦的门槛,而是要缩小伦敦与其他地区的差距,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更平等的社会上升通道,而不论他们来自伦敦抑或外地。

　　城市如人。一座美好的城市,如同真正的美人一样,五官每个部分拆开来看未必精致,但搭配合宜,比例得当,最为重要的是,笑容温暖、表情丰富,举止亲切,活力充沛。而要做到这些,就需要开放、包容、富于多样性和流动性,让各种收入和职业的人都能够有其生存和发展空间,彼此间有交流、来往和共处的机会,越是大城市,越应该率先垂范,向底层和外来移民提供社会上升通道和相对平等的子女受教育机会,那些拉皮吸脂削骨之类导致表情冷漠单一的整形手术,效果恐怕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