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西安城南门，东行二十余公里，便是大名鼎鼎的白鹿原。虽在古时，其以灞上之称蜚声史册，但广为人知却是在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之后。白鹿原在关中平原上，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不管是乡人习俗还是现代文明下的演进，都在波澜不惊中缓缓前行。

　　春节假期，我又如往年一般，回了趟白鹿原最东端的老家。尽管来去匆匆，却依然浸染了一丝沉重。村子的变化十分巨大，不但道路全部硬化，家门口也装上了太阳能路灯，可是，在城市里见惯了车水马龙、灯火辉煌的我，却愈来愈觉得，我那熟悉的故乡，早已不见了踪影；而现在这个村庄，名义上还是我的故乡，却让我备感陌生。

　　陌生不是由于物事变化——事实上，即便村里高楼林立，汽车比自行车还多，我只有高兴，哪里又会有陌生之感呢？真正触动我的，是大伯讲述的一件事情。每次回家，大伯总要叮嘱我，平时忙的话，不回来就不回来，但是，村里如果有人去世，能回来尽量回来，不需要你给人家帮忙做啥，只表示你关心这个事情。母亲也说，回来了，就和村里人多聊聊，见面递根烟，不然，等我们不在了，谁来抬棺材呢？

　　以前，老人和我谈及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虽然应承很好，但心里却是不以为意的，至于这样吗？在我的印象中，村中的红白喜事，总是人山人海，能去帮忙的全都去了，哪里会缺人呢？大伯说，张家冬天有人去世，就没人抬棺木了，最后，一群老汉抬起了棺木；甚至，他们家为了过事待客而买的猪肉，未及下厨，就被人堂而皇之地拿走了。

　　几年前的时候，故乡沦陷的概念，在很多文化人那里不断喟叹。或许，我所经历的这些，也该是“故乡沦陷”的一部分吧。故乡为什么会“沦陷”？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可以给出诸如金钱冲击朴素道德，城镇化吸附农村等理由，但具体到村子本身来说，一句话足以解释，即，村里没人了。不说别的，单从村中学校人数来看，就可以很清楚地感知。二十多年前我在村中读小学的时候，六个年级，每个年级都有四五十个学生，但现在，小学全校人数加起来，只有二三十个。条件好的人家，会送孩子到西安去读书，再不济也送到县城，只有实在没办法的，才会留在村中。

　　除去过年这几天，村中甚少能看到年轻人的身影，几年下来，即便小时候的玩伴，感情也会逐渐疏远。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长辈们一再叮嘱我，遇到村里白事，务必开车回去转转，联络下感情。因为，乡情也罢，宗族也罢，都是需要走动的。

　　与之相应的是，我过年和妻子走她家亲戚的感受。与我不同，妻子是土生土长的西安城里人，岳父共有7个兄妹，可我和妻子结婚七年来，从来不曾见过妻子的表哥表姐，来给我岳父拜年。妻子也总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我们就这样，不在乎。”

　　或许，妻子的回答，映衬了相当一部分“城里人”的观念——重小家而轻家族，尤其是在独生子女时代。毕竟，城市里甚少有事情，需要宗族的力量去解决，更不需要找人在老人下葬时“抬棺木”，于是，淡漠也是可以的，丝毫不影响自己的生活。由此来看，“故乡沦陷”，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到了城市化的影响，即，在乡村的土壤上，嫁接上了城市的“先进”观念，却在猝不及防中，遭遇了水土不服。

　　我深刻知道，再多的呐喊，都难以阻挡这股趋势，但从我的内心来讲，我还是希望，我的故乡，及中国大地上的无数乡村，能够最大程度地延缓这股“乡村城市化”的趋势。白鹿原所属的蓝田县，曾产生过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吕氏乡约》，详细勾勒了古代乡村的秩序规范，让人向往。今天，固然不敢奢求新时代的乡约，但恐怕没有人希望，自己的故乡在一直沦陷。

　　未来如何，谁也不知道，但故乡，确实不应该成为所有人的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