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取材于中国历史的文艺作品连篇累牍。电视机普及以来，电视连续剧更是继承了这个传统，做足了中国历史的文章。一部历史正剧《大秦帝国》可以顷刻间传遍千家万户，一部戏说清宫的《甄嬛传》也可以引发亿万观众的追剧热潮。这种前所未有的传播效率，在深具史传传统的中国社会，也引起了担忧：历史题材电视剧如何把握虚构的尺度？

　　无独有偶。前两年，美国拍摄历史剧《都铎王朝》，讲述亨利八世的人生和爱情，以及英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历史大变革。尽管编剧声称“85%的剧情来自历史”，却仍然遭到了无情的抨击，历史学家们认为“为创造戏剧效果而牺牲基本历史事实，得不偿失”。

　　看来无论中外，历史学家大多认可，通俗文艺扮演着传递历史知识和历史精神的重要角色，因此电视剧要尊重历史，不能篡改史实、张冠李戴，更不能架空历史、随意穿越。然而在有的创作者看来，虽然艺术可能有普及历史知识的效果，但它毕竟不是历史教科书，不担负普及历史常识的责任，艺术必须具有虚构的自由和想象的空间，否则就成了历史的附庸。这两种观点就其各自立场而言，都很有说服力，似乎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不过，作为公共空间的信息传播媒介，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在享受虚构自由的同时，有责任避免历史精神和历史常识的误导，给人造成“历史就是如此这般”的印象，这是它作为公共信息媒介的伦理。同时，对历史题材正剧而言，“对公众负责”还意味着更高的要求，因为人们不会把《西游记》视为贞观之治的信史，更不会把《康熙微服私访记》看做康熙盛世的写照，但是容易对写实风格的历史正剧信以为真，要求历史正剧“大事不虚”，非但不过分，甚至还应要求它在历史常识上尽量完美。一部战国题材电视剧，诸侯自称“本宫”，交易用银两，这些都可能在无形中传递错误的信息。因此，历史正剧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对观众历史常识的接受负责，用好历史研究的成果，在“虚构”的问题上更加谨慎，在历史信息的传递上更加求真，同时也有必要通过其他手段做出有效的信息提示，尊重观众的知情权。

　　这是就作品跟社会的关系而言，从艺术创作内部来看，怎样虚构才会达到更好的艺术效果？对于正剧而言，应当坚持对历史走向和关键历史事实的尊重，通过真实或合理虚构的细节传递历史精神，传达人物神韵。在“大事不虚”的前提下，有时候“越虚构越真实”，越能达到赏心悦目的效果。比如有人就指出，小说《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完全是创作者的想象，诸葛亮气定神闲，一曲退敌；电视剧中，诸葛亮则踌躇不定，不得已而用之，退敌之后，汗如雨下。它们所塑造的，分别是诸葛亮性格中的两个侧面，尽管虚构，却都得到读者和观众的认可。这说明如果虚构传神、有说服力，观众就会沉浸在艺术享受之中，不会鸡蛋里挑骨头，而对那些不用心的创作，不高明的虚构，让人大跌眼镜的“雷人”作品，往往是“破鼓万人捶”。

　　当然，也有人认为，真实的历史远比虚构的故事更有戏剧性，那些看似琐碎无用的真实细节蕴藏着饱满的时代精神，更有历史质感，更加传神，可挖掘出更多的艺术表现力。在这种观点看来，挖掘历史的细节，或者从历史中移置、嫁接远比凭空想象可靠。这更要求创作者熟通历史，至少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做好充分的案头准备。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时至今日，文艺类型更加多样，比如《笑傲江湖》《花千骨》这样穿着古人衣服、隐含历史背景的所谓“古装戏”“武侠剧”“玄幻戏”，很多情节借助了稗官野史、神话传说和充分的艺术想象，如果以历史正剧的要求衡量这些作品，可能就会错位，捆绑了艺术想象的翅膀。但毕竟是穿着古装，以古人的形象出现，甚至打着历史人物的招牌，在观众将自己“代入”的过程中，“古装戏”实际上也塑造着观众想象历史的方式。因此，“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的提醒必不可少，就跟香烟盒上明文标注“吸烟有害健康”一样，虽是细节，却绝不多余，因为这关系到观众的知情权，是避免有意无意的误导的必要手段。

　　总之，不在历史知识和历史精神上造成误导，是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底线。不过，充分的艺术想象带来更多样的观赏体验，也是满足观众艺术形式多样化需求的一种体现。创作者以精湛的技艺虚构出让人心头一惊的“真实”，才是最令人期待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