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看了北京人艺来沪演出的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白桦先生在31年前创作的这部历史剧，今天复排演出，依然有警世意义。这出戏描写了勾践灭吴后，放逐王后、赐死文种、范蠡远去，“死于安乐，或可再生于忧患”的立意，发人深省。这个题材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曹禺先生也写过《胆剑篇》，强调“卧薪尝胆”精神。《吴王金戈越王剑》的历史穿透性，显然要比《胆剑篇》强得多，因而北京人艺再次来沪推出。

　　我于是联想到1893年3月20日，著名画家黄永玉写给曹禺的一封信。信中有言：“你是我的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都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最触动曹禺的心的，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的比喻。黄永玉对曹禺20多岁时创作的《雷雨》、《日出》、《原野》推崇备至，许多戏的台词都能背下来，但对曹禺在晚年并没有写出相应的佳作很不满意，所以写了这封信：“我不对你说老实话，就不配你给与我的友谊。”

　　所谓“为势位所误”，并不是说，曹禺先生是为了追名逐利所误，而是指曹禺所处的“势位”，使他无法摆脱政治与行政事务的羁绊，无法拥有一个艺术家独特的艺术创造精神，不敢写触及时弊的艺术作品。解放后，曹禺先生未能写出与《雷雨》、《日出》比肩之作，成为他晚年的深刻遗憾。

　　黄永玉不愧为曹禺的铮友。他对曹禺提出了如此尖锐的批评，曹禺的态度如何呢？他没有一触即跳，更没有拒黄永玉于千里之外，而是认真反思了铮友的批评，充满了自责和不安。过了十几天，写了一封15页的长信给黄永玉：“你鼓励了我，你指责我进三十余年的空洞，‘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这句话击中了我的要害，我浪费了‘成熟的中年’，到了今日，——这个年纪，才开始明白。”曹禺还叫女儿去买了一本大相册，把黄永玉的信一页页装裱起来，作为对自己的警示，也时常展示给友人看。《推销员早北京》的作者阿瑟.米勒来访，他又逐字逐句地念给他听。君子因誉而情疏，因诤而友密。这是一个动人的好例。

　　难得有诤友，难得有如此真诚的批评。这比金子还要珍贵。在今天，人与人相处，我们多么需要有更多的像黄永玉这样的诤友。作家王蒙在谈到选择朋友时的标准说：“我的选择是，宁可没有朋友，也不要那种团伙式的、造势式的朋友。”在文艺界，在生活的周围，这样的团伙式的、造势式的朋友，可谓是所在多有；然而，这些善于送给你甜言蜜语的朋友，往往不是真朋友，当你遇到某种不幸时，最快离开的，也是这些戴着友谊假面具的“朋友”，我们吃这种团伙式朋友的苦头，也是够多了。

　　黄永玉对曹禺“为势位所误”的批评，对今天文艺界的许多作家、艺术家来说，尤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年曹禺所遇到的困境与苦闷，那些琐碎人情和小敲小打，现已基本不再。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公开发表，对全体文艺工作者寄于厚望。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开放、宽容的时代，一切想有所作为的艺术家，都可以放开手脚，努力写出更多有影响的传世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