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六年（1867年），浙江海宁人陈其元代理南汇县令，亲自督促掩埋尸体，共掩埋了4万余棺，还剩万余棺。陈氏据实禀报，结果被申斥。另一个县只安葬1700余棺，报告完全葬尽，被赞办理认真。没想到干实事、说真话却受到惩罚。

　　光绪年间，四川有个强盗无恶不作，被捕后总能获释，每次都有乡民磕头担保。时任总督岑春煊有心除害，消息走漏，求保的人绵延数里。岑氏不解：大盗害人，为何还肯作保？其实，过去官府怕事，如果民众不求情，大盗出狱后会变本加厉。

　　同治初年，山西一个杜姓人家很富裕，妯娌争产打官司，该省官员个个发了财。按察使瑞昌吃了原告吃被告，离开时银子多得无法携带，只好将银子换成金子，一时间，省城的黄金几乎都被换完了，因此得了个“黄金贼”的称呼。

　　三则故事，一个讲上级如何评价下级，一个说坏人作恶、好人不敢怒不敢言，一个涉及司法腐败。故事表面上毫不相干，仔细想，不难发现其中的联系。四川大盗有恃无恐，是因为地方官包庇。为何包庇？或者想做太平官，或者收了贿赂，控制大盗以“留水养鱼”。同治年代的山西司法界，小官小捞，大官大捞，少数人甚至贪到让人发指。地方官胆大的原因只有一个：皇家高高在上，深在宫内、远离民间，经常是非不分、黑白颠倒，贪腐官员用点心计就能将其蒙骗。

　　陈其元的委屈，四川、山西民众被欺压剥夺，都折射了皇权体制的病症。说到此，需要回答：官员如何做到勤政廉政？其实也不难，即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用民意与制度看守掌握权力的人，不让他们足不出户、高高在上，更不容许他们假公济私。

　　（摘编自2015年11月16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