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青少年时期的阅读体验往往决定着他的审美品位和性格取向。杂文之于我，也可以算是明证之一。

　　我之喜欢上杂文，正是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对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中学生来说，所能接触到的观点读物基本上都是单一取向的，哪怕是以文学面目出现者，也多是变着花样来统一战线的宣传材料。在这样狭窄的阅读背景和思想背景下读到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内心所承受的冲击可想而知。

　　当时还有一份在校园里广受欢迎的报纸叫《杂文报》，其所登载的杂文虽短小精悍，但立论和材料往往都别具一格，异乎我们日常接触的语文、历史和政治教本。

　　当然，无论《丑陋的中国人》还是当时的《杂文报》，虽指斥时弊激浊扬清，但对于一个正常社会背景下的人来说实在不过是最普通最平常的常识而已。言说常识，批评时政，本是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方式，而于我们这样一个特别的国度，则需要运用文学的技巧：既要在某些事情上入木三分，又要在更重要的某些事情上点到为止；要会杂耍般地把玩语言的花样；要揉入幽默搞笑的成分。如此曲里拐弯加挤眉弄眼，说出的道理其实常常不过是“人要吃饭”一般。

　　幸运的是，当下终于是一个允许张扬个性的“我时代”，随着网络的普及与发展，每一个体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建立起一个以自我为评判中心的所谓“自媒体”。然而也正因此，抱怨、责怪、辱骂之声开始不绝于耳，“愤青”迅速成为让人五味杂陈的名词和庞大群体，而杂文也被人目之为“愤青文体”。

　　我所谋饭的大学，有学生就将我评选为“愤青教师”，虽也在“魅力教师”榜中，但我自感却并非什么好头衔。要说我多大程度上表现出郁郁不得志的苦闷、抱怨或者“天下人负我”的激愤，还真冤枉。考我“愤青教师”的头衔来源，其实也就源于我之写作杂文。

　　我非常赞同崔永元曾经提出的关于“抱怨也是建设性意见”的观点。一个不敢不愿不会批评社会时政世情的作家，肯定缺乏对真善美的信仰，必然没有内心的力量，也绝对不会为现实的苦难承担情感痛苦。但我更要说的是，所谓“杂文精神”，除了与社会病态、吏治腐败、人性丑恶斗争之外，更多的时候其实更需要内省。

　　鲁迅的战士形象众所周知，也因此而为过去和近来的很多所谓纯正的学者和作家所不屑，殊不知其并不是站在自设的某种道德高度上指点世人的，其痛斥中国人的奴隶根性正是从剖析、痛挖自己的奴隶根性开始的，“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其语何其坦诚，其情何其沉重！

　　在这一点上，一直以大师自居的李敖相较鲁迅无法以道里计。自大情结和导师情结结出的必然是傲慢、仇恨和隔离，而后者导向的才是悲悯、自省和理性。我们不难看到，某些知名评论人、杂文家、学者、公知，正是因为背离了基本的内省精神而只剩“斗士”的外壳，结果日益成为暴虐之徒，言论间透着法西斯的暴力冲动和野蛮思维。

　　我写杂文，就时时如此自我提醒。“见贤思齐”或许不难，难的是“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因为别人未尝不是另外一个自己，别人的缺陷与可笑在自己身上未尝不是或多或少地存在。明白了这点，我想，自己写杂文或许才可以脱离简单愤怒的层次，才不至于沦为另一种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