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恐袭事件，一方面折射出世界各国缺乏稳定冲突地区局势及抗衡国际恐怖主义的有效战略；另一方面——或许也是需要深入考察的——造成伊斯兰逊尼派极端主义与现代文明之间尖锐冲突的根本原因，或曰伊斯兰转型之殇的根源。

　　如果从历史长时段的角度审视，现代文明今天正面临20世纪左右极权主义衰退后的一波新的挑战。作为一个成立于2013年的自治实体， ISIS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壮大，崛起为中东地区危险系数最高、扩张速度最快的武装组织，其发展的动力源自何处，引人深思。

　　诚然，近年来部分伊斯兰国家权力的真空可为极端势力趁势而起提供条件，但不给利益群体以正常表达途径、习惯以镇压的方式统治的威权政体之存在，也使得阿拉伯世俗民族力量，以及伊斯兰宗教力量通过和平参与社会政治的途径受到阻塞，这些最终也为各种极端势力和观念准备土壤。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作为对极权主义世纪的反弹，认同意识的强化、主体意识的高涨是最近几十年整个世界性的趋势。一方面它强化了对自由、权利和民主的追求，但另一方面，也是在这种趋势中，各种文化中原教旨主义也趁势而起到处泛滥。从这个视角观察，我们或许能更好地理解世界范围内回应恐怖主义挑战所面临的任务之艰巨。

　　当下，伊斯兰世界如何完成现代性转型，已成为紧迫的挑战。外部如何处理与伊斯兰世界的复杂关系，更好地给这种转型提供帮助，也需要深思。在传统文明向现代转换中，常常伴随激烈的变动，在何种因素的媒介刺激下，在何种情境中会产生极端化趋向?怎样吸收现代文明要素，进行文化更新?某种意义上讲，这些问题都将成为普遍恒久的话题。

　　诚如西方哲学家让·波德里亚所指出，恐怖主义作为一种绝对之恶，其对抗的本质并不是政治意识形态的，甚至不是宗教的，而是一种人类学的对抗。血色巴黎折射的不仅是一种异质性力量——试图对抗全球化所带来的消解性和均质化的权力——的四处兴起，更是伊斯兰世界急切寻求现代性转型而遭遇挫折所展现的复杂反应。如何推动伊斯兰文化成功地实现与现代原则的嫁接，或许是避免类似悲剧重演的关键。（作者系东方网评论员，上海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