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红伟 漫画

    在广州，被称为“全国监督公车私用第一人”的区伯几乎家喻户晓。从2005年开始监督公车私用至今，他一直执著于探寻公车私用真相，也时常质疑官方的回应。与此同时，他前后五次因监督公车被打，母亲住处被撒冥币，电话骚扰和恐吓更如同家常便饭，网络上甚至出现了“反区伯联盟”，不断爆料他骗取低保、有精神病史、曾坐过5年牢、背后有团队推手（10月27日《北京青年报》）。

    在众多网友心目中，区伯近乎偏执的行为却俨然是公民意识的典范。在区伯事件的带动下，曾出现过影响一时的“随手解救公车”的监督公车私用浪潮，民间的监督力量焕发出勃勃生机。但囿于多种原因，这种热情与行为，并没有如区伯那样持之以恒，这也再次让区伯“堂吉诃德”式的监督举止变得弥足珍贵与高大。

    其实，在区伯成为孤胆英雄的背后，是公车私用的沉疴难以得到有效根治的弊端与问题。虽然不少地方也出台了诸多公车私用的管理办法和制度，有的地方推行如GPS定位等技术手段，但实事求是地讲，公车私用的现象并未得到足够的遏制。

    正如区伯坦承的那样，“现在公车越来越不好分辨了，有的车牌看上去和私家车没什么差别，但我还是能看出来。”对执著于监督公车私用8年的区伯来讲，“我还是能看出来”固然可敬，但这也提示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公车私用的监督难度也在递增。换句话说，避免区伯这样“一个人在战斗”的尴尬，关键还是要制度给力，公民监督公车私用的行为需要与制度无缝对接。

    实现这一点，起码要有三个前提：其一，公车必须便于监督；其二，对待公车私用，必须加大惩戒力度，弱化惩戒甚至虚置监督，公车私用就不会灭迹；其三，给监督公车私用者必要的支持与保护，避免出现类似区伯监督公车被打、恐吓和电话骚扰等问题。

    区伯这样的孤胆英雄固然可敬，但未免太孤单了。如果制度依旧逶迤踟蹰，区伯的坚持就会愈发让人感到苍凉与无奈。毕竟，靠社会上一两个人的独自战斗，缺乏制度的合力，终究势单力薄，无法形成强大的监督和倒逼力量，公车私用的疾患依然会抱恙与难治。（原题：监督公车绝非个人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