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教授谈的多是你发了什么文章，他得了什么成果

　　现实却像饶毅在创刊词里所说的那样，“前景有忧”。

　　如今的教授们谈起科学，谈的多是“你发了什么文章，他得了什么成果，或是谁获了什么奖”，让饶毅无奈的是，鲜见有人在私下交流时说“目前最有趣的科学研究”，“对这个研究的初步、探讨性想法”这些真正属于科学家该谈的话题。

　　饶毅说，有些人对科学实质了解不够，希望中国“不打好地基就建楼”，急切要求将研究转化为应用，甚至讥笑和抨击基础研究，却不知先进国家在相当大量和高质量的科学研究后，才产出少量有应用价值的成果。

　　“赛先生”的联合主编、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谢宇在创刊词里写下这样一段话：在中国，社会科学经常是打着科学旗号而毫无科学内涵的伪科学。

　　他至今记得，有一位大学校长曾经对他说：“我们的社会科学家常常只有‘社会’，没有‘科学’。”在谢宇看来，这一讲法非常形象。

　　正如饶毅和施一公此前在《科学》杂志上所批评的那样，中国现有的评审制度也在恶化中国的科研文化。

　　鲁白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中国的科学文化被一个“不需要动脑筋”的评审标准绑架了——论文发在什么级别的杂志上算几分，发一篇文章给你多少钱，这就像告诉一个小学生，哪个杂志多少分，你要一年发多少篇，他就会跟着去做了。

　　“科学和利益挂钩了。虽然是鞭策，但和完全出自兴趣是不一样的。”鲁白说。

　　在3位科学家看来，“这件事之所以那么迫切”，更在于中国当下一些落后的习俗与不良的人际关系继续制约着科学人才发挥作用。

　　“枪打出头鸟”的社会习俗是科学创新的死敌。这是饶毅在创刊词中写下的一句话，他说，在科学界，迄今未能解决创新需要冒尖的文化与我国传统中庸文化的冲突。

　　无独有偶，在一次有关“中国科学的发展困惑”中，鲁白也就“中国文化里面缺少竞争、追求自我、追求第一的氛围”谈过自己的想法，他引用杨振宁的一句话说，犹太人和中国人不一样，犹太人就是那种想要把你打败，而且很“自私地”想要把你打败。那么多获诺贝尔奖的人都是犹太人。可见，科学要有这样的氛围。

　　反观国内，鲁白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不少人把科学拿来作为谋生的手段，或者仕途进取的一种工具，而不是把科学看成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是我生活里的一种需要，所以还是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