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你是不会在这个时间找到我的。现在正是在西藏进行野外工作最好的时候。”临近中午，在复旦大学8号楼见到钟扬时，他刚刚接受了一群中学生关于“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学者”的访问。

　　今年夏天，钟扬没能像往年那样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方度过。“得了一场大病，医生禁止我去。没关系，明年我就能去了。”钟扬的语气很轻松。过去的15年，作为一名生物学家和教育工作者，钟扬每年有100天以上在西藏度过，从藏北草原到藏南谷地，他和他的伙伴、学生一起，为国家和上海的种子资源库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四千万颗种子。

　　在钟扬眼里，种子是珍贵的。为了收集理想的种子样本，哪怕一次次长途奔波，一次次濒临险境，一次次无功而返。在他看来，在这一过程中，将科学研究的种子播撒到藏族学生的心中，影响更为深远。

　　令钟扬引以为豪的是，从2001年第一次踏上西藏，15年间，他帮助西藏大学建立了第一个生物学硕士点和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为西藏培养了第一位藏族植物学博士，带出了西藏自治区第一个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填补了西藏博士教育的空白。而今，这支“地方队”的研究力量已经开始参与国际竞争。

　　钟扬说，最初来到西藏，只是因为“研究生物的人，怎么能不到西藏去”。青藏高原是国际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仅高等植物就有1000多个特有种，西藏还有许多没有被探索的地方。怀揣一腔热忱，他自己主动找到了西藏大学，申请做起了科研“志愿者”。

　　没有一分钱的额外待遇，自掏路费来当“志愿者”，刚到西藏大学的钟扬发现，学校的植物学专业没有教授。申请课题没有基础，国家重点项目更是想也不敢想。更关键的是，老师们并不相信钟扬的到来能带来什么改变。当钟扬提出“以项目来带学科带队伍”的方向时，西藏大学不少教师都不相信能做成。也难怪，这么多年来，到西藏来的科研人员一拨又一拨，但都是完成自己的研究就走了，没有人留在这里，更没人留下什么合作成果。

　　钟扬只做一件事，就是带着大家一次次去野外考察，把研究做得更扎实。同事扎西次仁说，去野外时，钟扬都是早晨天刚亮就出发，一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收工。为了把包里的空间省下来装野生植物采样，他每天只带两个面包、一袋榨菜、一瓶矿泉水。

　　2003年，钟扬和琼次仁联合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成功，西藏大学沸腾了，这是该校有史以来获得的首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钟扬也赢得了藏族同事的信任。2009年，已经在西藏大学做了多年“志愿者”的钟扬，成为中组部第六批援藏干部。3年援藏结束，他毅然申请留任，成为第七批援藏干部。

　　“我是学生物的，生物讲究群体效应。就拿高原生态学这个领域来说，再用10年，培养10名博士生，聚集起20个人，肯定能做出有世界影响的成果。”在他看来，援藏不能停留在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上，更不能是“包办婚姻”、行政命令，“没有持久的热情和长期的投入做不出事情，学术援藏要从培养高端人才做起，着眼学科建设，盘活人才培养一盘棋。这样，才能改变西藏高等教育的状况”。

　　钟扬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中组部第六批、第七批援藏干部，全国先进工作者、援藏先进个人。从事植物学、生物信息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近30年，1994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2001年、2007年两次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

　　（本报记者 颜维琦 曹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