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杜祥琬院士 黄昊摄

　　“习近平主席亲自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表明中国对应对气候变化的高度重视和对国际治理的积极态度。” 12月3日，在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这既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也是国内自身转型发展的内在需求”。

　　经济学中有一条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当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程度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其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

　　“在库兹涅茨曲线中，美欧发展路径所呈现出的不同状态就很说明问题。”杜祥琬说，而中国要走一种新型道路。

　　数据表明，人均能耗曲线从上升到变平再到下降，是很多国家要经历的过程。美欧很多国家在发展初期的能耗排放都是在增加的，但是发展到一定程度，大约人均2万美元左右的时候，人均能耗就不再增加，但经济还在继续发展。原因就在于，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经济结构开始调整，高耗能产业占比开始下降，低耗能产业，比如服务业占比逐渐上升。同时，能源效率开始提高。“但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曲线在哪个位置变平。”杜祥琬说。

　　美国、加拿大与欧洲、日本相比，人均耗能高出一倍，差别主要在于城镇化的路径。美国的人均乘车里程是日本的三倍，人均住房面积较日本大一倍。日本、新加坡以及欧洲国家的人均面积都偏小，只有不到50平方米。人均面积虽小但是这些国家先满足了大多数人的住房需求。“对两类发达国家发展路径的分析表明，高碳不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相对低碳的路径是可以实现现代化的。”杜祥琬强调。

　　因此，中国选择什么样的城镇化路径尤为关键。在中国科协牵头主办的气候变化和城市化边会上，城镇化路径的选择成为焦点。目前中国城镇化率已达55%，按照“十三五”规划，将提高户籍城镇化率比重。发展不能只看到GDP，而关键要把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和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第一位。

　　“中国提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基本可以解释为隧道效应。”在杜祥琬看来，争取不用翻过“库兹涅茨曲线”那么高的山顶，中国就能达到同样的发展，而关键取决于什么样的发展方式。

　　杜祥琬提出，未来低碳转型的内涵需要不断丰富，产业结构调整尤为关键。

　　积极的迹象已经显现。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服务业吸纳就业超过农业，成为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2013年增加值占比超过工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继续呈现较快发展态势，今年前3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为51.4%，创历史同期新高。“下一步，还要促进节能减排、提高能效，推进能源结构优化。”杜祥琬指出，当前我国产业结构中，高耗能产业比重较大；能源结构中，煤炭比重较大；煤炭消费方式中，煤直燃比重较大。因此，低碳转型的必要性就体现在我们要转变高碳发展路径。

　　“面向未来，我们应把对传统高耗能产业的投入转向对新型产业和新能源产业的投入。”杜祥琬说，“目前，在国际上的可再生能源发展中，中国占比相当大。2020年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占比将达15%，2030年达到20%，我们希望205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能达到40%以上。”

　　应对气候变化本身直接的意义在于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广义上是要引导一个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方式。“这是全球应对气候的需要，也是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内在需要。”杜祥琬提出，面对经济新常态，未来要呼唤低碳转型。低碳转型的内涵需要不断丰富。一是要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二是要促进节能和提高能效，三是要推进能源结构优化，通过发展分布式低碳能源网络实现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是要发展碳汇和低碳智慧城市。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大会开幕式上重申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中国积极、务实地应对气候变化，也成为国家整体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杜祥琬看来，中国经历高速发展至今，更加意识到可持续发展和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性。

　　如果说自主贡献目标的确定代表了各国的决心，那么如何做好发展方式的转型则代表了行动。高碳不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唯有通过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才能早日步入“库兹涅茨曲线”的下行区间。在杜祥琬看来，成为发达国家并不是只有一条道路。中国作为世界最大人口大国，如果可以走出一条创新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将会是史无前例的，对于世界的贡献也无疑是巨大的。

　　（本报巴黎12月5日电 本报记者 冯蕾 黄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