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怀走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那些时候，楼下的人常听到李佩的女儿郭芹用钢琴弹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段“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

　　后来，李佩将郭永怀的骨灰从等级森严的八宝山烈士公墓请了出来，埋葬在中科院力学所内的郭永怀雕塑下面。同时，李佩还将一同牺牲的警卫员牟方东的部分骨灰，也安放在雕塑下面。

　　“小牟太年轻了，太可惜了，也是为着跟他，所以才牺牲的。”李佩说。

　　郭永怀走后没两年，十几岁的女儿去内蒙古当知青下乡，李佩到合肥中科大继续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政治的湍流一次次把她们卷进漩涡。

　　此后的几十年来，李佩先生几乎从不提起“老郭的死”，没人说得清，她承受了怎样的痛苦。只是，她有时呆呆地站在阳台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更大的生活湍流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唯一的女儿郭芹也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近八旬的李佩先生流过眼泪。老人默默收藏着女儿小时候玩的能眨眼睛的布娃娃。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只是声音沙哑。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李佩的老朋友、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同事颜基义先生，用米兰·昆德拉的这句名言形容李佩先生。

　　女儿郭芹最后一次见到住楼下的作家边东子，用一双诚恳的眼睛说：“写写我爸爸吧。”边东子后来写了《中关村特楼的故事》，他说：“即使是功力深厚，又如何能写全、写透、写准她了不起的爸爸和同样了不起的妈妈!”

　　直到1999年9月18日，李佩坐在人民大会堂，国家授予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郭永怀先生是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的烈士。

　　李佩回家后，女儿郭芹的朋友们都嚷着来她家看“那坨大金子”。该奖章直径8厘米，用99.8%纯金铸造，重515克——大家感慨，“确实沉得吓人”。

　　4年后，李佩托一个到合肥的朋友，把这枚奖章随手装在朋友的行李箱里，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时任校长朱清时打开箱子时，十分感动。

　　“捐就是捐，要什么仪式”

　　在李佩眼里，没什么是不能舍弃的。

　　几年前，一个普通的夏日下午，李佩让小她30多岁的忘年交李伟格陪着，一起去银行，把60万元捐给力学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各30万。没有任何仪式，就像处理一张水费电费单一样平常。

　　“捐就是捐，要什么仪式。”老太太对李伟格说。

　　至今，李佩先生客厅里的茶几还是60年前回国时家里的陪嫁。

　　早年从美国带回的手摇计算机、电风扇、小冰箱，捐了。郭永怀走后，写字台、书、音乐唱片，捐了。李佩先生一生教学的英语教案，捐了。汶川大地震，挽救昆曲，为智障幼儿园，她都捐钱。

　　有后辈说她对待名利的样子，就像居里夫人把最大额的英镑当书签，把诺奖的奖牌随意给孩子当玩具。

　　直到前年，郭永怀104岁诞辰日，李佩拿出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藏品，捐给力学所：郭永怀生前使用过的纪念印章、精美计算尺、浪琴怀表，以及1968年郭永怀牺牲时，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用信封包装的郭先生遗物——被火焰熏黑的眼镜片和手表。

　　如今，这些东西就保留在力学所的304房间，深棕色的门上面写着“郭永怀副所长办公室”。隔壁是“钱学森所长办公室”。钱学森说得没错，从办公室往外看，是一排高大葱绿的松树。只是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

　　时间拔高了松树，也馈赠了李佩很多人生的礼物。

　　当文革结束，她重新恢复工作时，已经快60岁了。她筹建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后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英语系，培养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