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把试验器材做砸是常有的事儿，但人们始终没见谢家麟生气过。他不训人，只叫齐了人再把器材的原理仔细梳理一遍，最后撂下一句“咱们再接着做”。

　　一次，李广林半夜折回实验室，发现自己的“老师”一个人默默坐在实验台前，烟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蒂落了一地。

　　高导无氧铜的波导管、加速腔、电解槽……一个个器件完成后，十几人的小团队还多少掌握了些焊接、车床技术。8年后，我国第一台高能量电子直线加速器建成，随即投入“两弹”研制工作。后来，这台加速器还陆续在灭菌保鲜、肿瘤治疗、环境保护等领域应用。

　　那时，常常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的谢家麟已患上肝炎。

　　他戒了烟，但没有停止工作。

　　有一句话谢家麟始终挂在嘴边：“科研工作就是解决困难问题，没有困难就不叫科研，科研工作的根本精神就是创新，没有路可走，你自己就得想出一条路。”

　　“文革”后，中央决定下马高能加速器工程，谢家麟又一次做了“先种麦子”的决定。他和同事朱洪元全世界跑，张罗着不同肤色不同语种的专家坐到一块儿，谈谈“加速器的未来”。最终，他们确定了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

　　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个想法是“极为大胆”的。此前，高能所的研究都集中在已有一定研究基础的质子领域，唯独他提出的方案是全新的。那时大多数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不过3万元经费，要把差不多9000万元的“天文经费”用在这儿，没人敢打保票。

　　很多人回忆，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过程，就是一段漫长的“废寝忘食”的日子。

　　谢家麟因为肝病，落下了严重失眠的后遗症。为了工作，他需要足够的休息，这个60多岁的老人开始偷偷地吃安眠药。严重的时候，他一晚上连吃三次药才能入睡。

　　第二天早起开会，他走起路来歪歪扭扭，甚至无法掌握方向。

　　一年后，他找到中科院领导，请求辞去工程经理的职务。那是在1986年，工程已走过设计、预研、部件加工，就剩下最后一环——安装。

　　“他原本可以等到完工的，可谢先生说，自己精力不够了，应该退位让贤，交给年轻人去做。”张闯很敬佩，“谢先生真是一点不计较名利。”

　　在给谢家麟整理申报材料时，所里的同事一点点向老人确认当时工程的细节，没想到，谢家麟满口都是“这个不是我做的，我只提了些意见”，“那个是某某做的，你得问他”。

　　在高能所这么多年，谢家麟似乎从来没学会“人情世故”。有时，看到他在指导学生论文时做了大量工作，学术秘书把“谢家麟”的名字也放在作者之列。谢先生会生气：“对学术界‘搭便车’的陋习，我是十分反对的。”他坚决要求把自己名字划去。

　　还有同事曾悄悄地问他，当年是怎样评上中科院院士的，他说，“我至今不知道谁是我的推荐人”。

　　他在没有电梯、老旧的楼里住了快60年，和当律师的父亲一样，他喜欢字画和写诗。在狭小客厅的墙壁上，他搭了一根弯弯扭扭的木条，用来挂一些收藏的字画。可他太忙了，甚至没时间给这些“宝贝”挪个地方。

　　在他逐渐衰老的大脑里，只装得下发展越来越快的加速器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