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办公室里，偌大的办公桌被一摞一摞、厚厚的、装订好的外文期刊堆满。90多岁的年纪他仍坚持看邮件和论文，“还得学习，要不然跟（高能）所里完全脱节了”。

　　没人知道老人如此高龄仍坚持学习的动力何在。直到后来，谢先生经不住再三邀请，决定写下自己的经历，“鼓励年轻人前进”。

　　人们那时才第一次了解，多年前，在日本人占领北京时，燕京大学物理系学生谢家麟每次回家，都不得不在日本兵的岗哨前停步。眼看过往的老百姓遭到殴打、搜身，谢家麟一字一句地写下，“那时除了觉得屈辱，更有了强国图存的念头”。

　　1943年，他与新婚妻子范绪篯，跟着单位辗转于桂林、贵阳、昆明等地，在日本人的炮火中一边转移，一边度“蜜月”。他们的行李箱里，装了半箱准备烧制高压绝缘材料的滑石，每到一个地方，夫妻俩就去找铁匠铺继续烧炼。

　　抗战胜利，大儿子刚满4个月，谢家麟就决定赴美留学。那时候他脑子里想的，是“报国”。

　　在美国，他写过这样的诗：黄河横渡浑相似，故国山河入梦游。

　　了解了这些往事后，张闯说，自己能理解谢先生对年轻人的期待了，“在谢先生眼中，青年才是科学的未来”。

　　他把国家最高科技奖的奖金悉数捐给所里，老人唯独提了一点要求，“要用到青年身上”。最早时，谢家麟就想方设法地给团队里的年轻人争取出国学习的机会。1978年，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加速器教研组安排学生前往高能所参观，时任“八七工程”的总工程师谢家麟亲自接待了这些学生。

　　中科院高能所研究员高杰还记得，穿着四兜蓝色工装的谢先生花了大半天的时间，详细向他们介绍了未来加速器的发展计划。

　　“我们这些刚入学的大学生，在他心里分量一定很重，他对年轻人的未来给予了很高的期待，才会用心准备那么多内容。”

　　在担任高能所副所长时，张闯“压力很大”，谢家麟拄着拐杖一路从中关村赶到所里的控制室，安慰他，“你们年轻人要敢于承担责任”。后来，张闯计划，对谢家麟领导建造对撞机建设时的加速器相关研究室的设置进行调整，他一度“忐忑不安，怕谢先生反对”，可在加速器中心成立大会时，谢家麟坐到他旁边，笑着跟他说，“学科在发展，你们做得很好”。

　　谢家麟曾受邀多次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新生做讲座，每每结束，他总会被学生团团围住，工作人员想结束，谢家麟又笑起来：“不打紧，我曾经也是学生。”

　　还有一次，台下有个胆大的学生提问：“您从美国回来以后，后悔过吗？”

　　在现场的张闯有些担心，生怕气着谢先生。当年谢先生动手写书时，是一个字一个字往电脑里敲，但一次误操作让电脑中的文字全部消失。一着急，谢家麟脑中风，住进了医院。

　　可这回谢家麟没着急，他笑着告诉那名学生：“不后悔。我留在美国，是锦上添花。回到中国，却是雪中送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