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下午4点，刚刚结束寨卡病毒国际研讨会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高福，接受了记者采访。

    高福每天的日程都非常紧张，几乎要以分钟来计算，“前天傍晚我刚从美国参加会议回来，几乎没有转时差，就开始主持这个学术会议了”。即便如此，在他的脸上仍看不到倦色。“很多人都曾问我为什么会这么精神，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很可能是因为我在从事着一份我非常感兴趣，也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吧！”高福笑着说。

    2004年，高福辞去牛津大学教职回到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担任所长。这些年，总有人会问他为什么选择回国。高福说：“如果一直在国外，我可能只能成为一个小领域的小专家。我的祖国却给我提供更广阔的舞台，让我在这个舞台上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做既顶天又立地的事。”

    在高福看来，基础研究是件“顶天”的事。刚回国时，高福主要从事病原微生物跨宿主传播的研究，他拿出和“科研结婚”的劲头，将研究做到极致——他带领团队率先揭开甲型流感病毒、禽流感病毒变异的奥秘，揭示了它们是如何从动物传播到人的，为后续疫苗和治疗药物的研发奠定了基础。“我们团队在《自然》《科学》《细胞》等国际顶尖的学术期刊上都发表过文章，这也不是容易的事呢！”高福有些得意地说。

    2011年，高福调任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这让他的学术舞台从基础研究延伸到疾病防控，视野从相对单一的科学研究，拓展到与国民健康息息相关的公共卫生政策制定与全球健康策略研究——用高福的话说，这让他的工作更加“接地气”了。

    高福说：“我的研究本来就与健康相关，如果不能研以致用，那就是在浪费！在疾控中心工作让我能更多地接触临床，这对基础研究很有裨益，能指导我们从哪个方向入手、该向哪个方向努力。”而他也将部分工作重心转移到公共卫生情况的调研和政策的制定上。

    2014年，埃博拉病毒肆虐非洲。高福主动请缨，带领中国疾控中心移动实验室检测队奔赴塞拉利昂。“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传染病暴发不再是一地之事，我们去塞拉利昂，不仅仅是担负起一个大国的责任，更是将疾病预防和控制的关口前移。”高福说他从没有过“危险不危险”的顾虑，“我是一个科学家，我懂得保护自己。”他的想法很简单，作为团队里年纪最长的人，“给大家做个表率”。有人追问高福出发前一天的细节和想法，高福淡淡地说：“实在想不起来了，要么在家、要么在实验室，估计就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吧！”

    在这个广阔的舞台上，高福身边凝聚起一批科学家。就在5月中旬，中国科学院遗传发育研究所的神经科学家许执恒和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病毒学家秦成峰合作，率先证明寨卡病毒直接导致小头症。这一跨界、跨部门合作的“媒人”，就是高福。高福说：“我们要形成合力，把中国的生命科学研究和疾控事业推到国际前台。”

    “兴趣是科研的动力，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们只有把自己的兴趣与国家的需求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自己最大的作用，也才是一个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高福说，“以这个标准要求自己，我做得还很不够。我将以学习的心态不断努力，希望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本报记者 齐芳）